宋景佑四年八月，这场耗时接近半年的贪腐大案，总算是落下帷幕。

八月底，涉案的官员、商人，被杀了八十多人，有五百多人被判流放，还有一千多罪责较轻的相关人员被问责，处以其它如坐牢、笞打、杖臀、罢职等刑罚。

同年九月，大理寺、御史台以及审刑院把当时涉案，事后调到外地的其余犯官，包括原淮南路转运使、发运使、判官等等一众官员捉拿归案。

按照以往经历，只是罢黜他们的官职，甚至都没有流放。

但政制院很快下达了指导意见，让三司判处主要涉案官员死刑，其余从犯才能够从轻处理。

大理寺卿钱正威、审刑院同知张揆、御史中丞范讽不服，要求政制院给出解释。

毕竟以前赵骏杀人，一来是他杀的都是品级没那么高的官员，二来则是赵祯给了皇城司自行处置的权力。

虽然百官们纷纷上书反对，不断弹劾，但那次官家的决心很大，他们拿赵骏没什么办法。

可现在赵骏人都不在汴梁了，凭什么还要求他们按照赵骏的意思来办事？

没想到政制院那边只给了一个解释，就是“依法办事！”

这让三人一时无言以对。

因为《宋刑统》当中其实也没有任何一条“刑不上大夫”。

甚至在北宋初年，由于五代十国刚刚平定，必须用重典恢复社会秩序，因此刚刚制定刑法的时候，赵匡胤还是以严格为主。

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之内，处死的大小官员约有4000余人，赵光义也杀了不少。

只不过到了宋仁宗赵祯时期，经过士大夫们的不断忽悠，总算是把赵祯父子给忽悠瘸了。

所以如果说“依法办事”的话，他们还真没什么理由反驳。

只是宽待士大夫都是潜规则惯例。

原本宋太祖和宋太宗对贪官的严厉打击，甚至还和“十恶不赦”的造反等大罪一起列入了绝不赦免的行列。因而当时的吏治比起五代以来的贪婪成风，肆无忌惮已经大大有所改善。

但是后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律法的宽松，导致贪官污吏死灰复燃。

比如到了仁宗年间，包拯就曾经感叹道：“贪黔暴政，十有六七”。虽然朝廷有包拯这样的能吏，可也是杯水车薪。

等到了北宋中期的哲宗年间，一年审判下来的死刑官员约有260余起，但是其中仅仅只有25人被处死——“所活垂及九分”，就可以知道对官员的宽松程度有多大。

现在三司衙门又想按照以前的惯例，宽松对待犯官。只是没想到政制院这边态度明确，要恢复到太祖太宗时期，这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接受。

所以虽然政制院给了“依法办事”的政令，可三司衙门这边还是拖着没有判决。他们判的结果政制院不签，政制院给的意见他们不受理，双方竟然一时就这样僵持住了。

要是赵骏在的话，估计不会搭理他们，直接让皇城司的人把那些该死刑的人拉去东城外砍头就是了。

但吕夷简那帮人还是得讲点官场规矩，没有这么蛮横。

于是乎晏殊出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告诉三司衙门这边，之所以对那些人死刑，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宋可以刑不上大夫，但问题是只能针对那些犯事不太严重的官员可以从轻发落。

比如小小的贪污一点银钱，或者动用一些特权，搞点私人经商，打击竞争对手之类的玩意儿，减免些刑罚也不是不可能。

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弄出人命。

正所谓人命大于天，这是自古不变的正义口号！

如果你害死了几万百姓，最后却宽大处理，那朝廷的威严和颜面何在？

所以为了朝廷的脸面着想，这些人必须死刑。

晏殊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当时三司魔怔了，就是不松口。

之后政制院下了绝招。

他们让一些人放出三司对重大犯官包庇的风声。

欧阳修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了文章在报纸上猛烈抨击了三司这样的行为。

双重舆论引导下，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

早朝上也进行了议论。

他们针对是所有士大夫都能从轻发落，还是只有没弄出严重后果的士大夫可以从轻发落进行了激烈辩论。

最终在欧阳修等人的带节奏下，得出结论，就是“刑不上大夫”的确是大宋对士大夫的一种优待，但这不能成为士大夫无法无天，可以肆意妄为的理由。

若是士大夫们到处祸害百姓，到处残杀无辜，那对于朝廷的打击会非常大，造成的后果肯定也让朝廷难以承受。

所以“刑不上大夫”，必须是有限的，如果造成了巨大后果，就必须明正典刑。

当时场面上还是颇为壮观，大部分百官都属于那种看热闹的心态，以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年轻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