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蒋委员长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地下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地下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蒋氏集团的斗争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