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督府的断事官也被缩减，许多州县被合并，州县官员和卫所武官被大大削减。

光看他的这些政策，不知道的还以为洪武年间已经是王超中期。

要知道即便去年洪武三十年，大明文官也不过才六千余人，武官则是稍多，但也只有三万人。

大明有州、县、卫所一千六百余处，有编制的文武官员平均下来才每处二十余人，并不算多。

如果只算州县和文官，那基本每个州县只有官员六人，而这一情况下，哪怕加全国三万八千多人的胥吏，每县能分到的也不过官吏三十几人罢了。

对于平均下来基本五万余人口的一个县来说，只有三十几名官吏的衙门，可以说只能维持日常运转。

因此在洪武年间统计全国耕地时，常有武官及卫所官兵的身影出现。

就这样的情况下，朱允炆还在削减官吏数量，朱棣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小子在干嘛？胡来吗？”

看着手的那一份份邸报，坐在燕王府存心殿内的朱棣将手中邸报摔在了地，散落一地。

坐在他一旁的姚广孝看着那些邸报内容，心底对于朱高煦所说的那些话更是多相信了几分。

“你只是藩王，这天下是他的，伱不用如此生气。”

坐在朱棣一旁的徐氏安抚起了他，尽管她也知道自家这个侄子的新政有许多不切实际，可他们一家说到底只是藩王，不应该过多干涉政事。

“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俺爹知道了非得气死！”

朱棣踢了踢地的邸报，十分气恼。

他承认洪武治国时期遗留了许多弊端，也承认朱允炆的新政解决了一些，可朱允炆的新政多少有点矫枉过正了。

洪武年间严刑峻法，他宽松刑法没有错，可不应该裁撤那么多监督百官的御史与官员，这只会让百官们心存侥幸，继而肆无忌惮的盘剥百姓。

另外就江浙赋税沉重的问题，自家父亲与自家老二不是已经想出了“以钞抵税”的办法了吗？

怎么现在又要“以钞抵税”，又要“蠲免赋税”。

想到这里，朱棣又捡起了那份朱允炆对江南一带的赋税政策。

他看着朱允炆对江浙苏松的赋税蠲免，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真的按照朱允炆的这条路线去走，那么朝廷收来的钱粮肯定会减少，届时如果寻不到新的财源，地方就会出现大问题。

“不看了！看了也是麻烦！”

丢下那邸报，朱棣气冲冲的走出了存心殿，徐氏见状也跟了去，想要好好安抚自己丈夫。

唯有姚广孝捡起了地的那堆邸报，安静的翻阅起来。

看完了一切，他总算知道朱高煦会说朱允炆压抑太久了。

朱允炆的政策，与朱元璋的政策完全就是两条不同的路子。

除了部分内容相近，其余内容基本没有一处对味。

这其中，最容易让人诟病的，还是朱允炆对江浙的宽容，不仅施行“以钞抵税”，还要蠲免赋税。

如此看来，那完全就是将江南的负担，转移到了眼下正在开采金银铜矿的云南、四川身。

“他们倒算熬出头了……”

看着朱允炆新政的内容，姚广孝摇了摇头，而与此同时，远在吉林城的朱高煦也总算通过三万卫的指挥使周定，获得了南边的邸报。

他坐在渤海王府的承运殿内，独自一人翻阅着邸报，将朱允炆的建文新政给看了个大概。

其实大致看下来，朱允炆的新政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只是政策是偏向于理想了。

宽松刑法是肯定要走的路子，毕竟洪武年间的律法过于严苛了。

至于蠲免苏松江浙的赋税，降低当地税率，这在朱高煦看来也算得一项仁政。

说到底，江浙一带的赋税确实沉重，这点仅从苏松二府就承担了大明十分之一的赋税就能看出。

苏松二府的耕地不到十五万顷，仅占全国百分之四不到，而二府税粮却达到了四百万石，占了全国三千二百万余石的百分之十二还多。

朱高煦在构思钱钞法的时候，他仔细算过大明的赋税和平均亩税。

其中，全国平均亩税为每亩五斤三两，而苏州高达四十二斤，松江高达三十五斤，苏松合计之后平均下来，每亩赋税负担是全国的七倍有余。

这样的赋税差距，主要是洪武年间北方及西南各地百废待兴，朱元璋本人采取的一种转移支付手段。

但是随着北方各省和四川、湖广的农业经济开始有起色，江南的赋税理应降低一些。

不止是江南，还有那些洪武初年农业经济不错的省份，基本也都被课以重税，例如山西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