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知府同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祖父同名，都叫上官仪。

“学历”不错，崇祯十五年南直隶乡试中举，顺治四年二甲进士。

这一届科举清廷录取的“三甲”均为江南士子。

而这一年，江南大规模反清活动尚未平息，有苏松提督吴胜兆等人反清复明，复社巨子陈子龙亦在这一年投水殉国。

二甲进士名次靠前一般会被授予庶吉士、主事等“京官”，以便进一步培养。

名次中后的则一般在见政期满后便予地方实任，个别优秀者授教授、博士，大部分则是授知县。

运气好的授上等县的知县，运气差的就是穷乡僻壤的下等县。

上等县的知县一般晋升很快，因为容易出政绩。

下等县的知县这辈子几乎定形，往往在县与县之间打转，知州基本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

上官仪运气当属特好，其考中进士的次年大江南北爆发了绿营大规模反清运动，南有金、王、李成栋，北有姜瓖等。

抗清战事导致清廷委任的各地官员大量被杀，出现大量官缺急需补充，因此上官仪见政期满后即被吏部实授为从五品知州。

使的其官场起步比太平时期的同僚们要高得多。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上官仪前程不可限量，照此速度下去十几年内跃升为二三品大员不在话下，未想十几年下来上官仪不过是个从四品的知府。

原因在于上官仪得罪了一个人。

这個人就是前湖广巡抚，现为贵州总督的杨茂勋。

具体原因不详，反正杨茂勋任湖广巡抚期间一直“搁置”上官仪的晋升。

不是说杨茂勋这个巡抚能够直接决定一个知府的晋升或罢免，而是其给上官仪的考绩定的是中下。

考绩是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虽然决定官员升迁的最终衙门是吏部，但吏部也要参照省里给出的考绩综合决定。

省里面给出中下就相当失分了。

所以，本应按程序晋升为三品道台参政的上官仪不得不继续当他的从四品知府，好在一直压着他的杨茂勋调任贵州，使其直属上司变成了湖北郧阳巡抚胡全才。

为求“进步”，上官仪可谓是花空心思巴结迎奉胡全才，眼看胡抚台对其赞赏有加，未想美梦还未成真人就成了阶下囚。

丢人的是上官大人是在茅房被抓的。

不是上官大人特意躲在茅房，而是其被抓时正好在出恭。

活捉上官仪的是瞎子万四，王五还特意问其是否是等知府大人方便完抓的人。

这是人道主义关怀。

人有三急，明军也有优待原则，不致于让人不方便。

得到肯定回复后，王五就把上官仪叫了进来。

襄阳城很大，虽然守军跑了大半，但城中百姓有十来万人，以明军现有兵力只能控制六座城门，没有足够人手维持城中治安。

这就存在一个极大的隐患。

若有溃兵于城中趁火打劫，百姓惊惶起来，势必难制，总不能不分清红皂白一股脑乱杀，来个襄阳屠城吧。

又或有小股残兵潜在城中作乱，放火什么的，明军也是防不胜防。

故只能继续启用城中的旧官僚体系，以及隶属这个体系的“治安力量”来维持城中秩序。

这个体系的领导者自然就是知府上官仪了。

胡全才虽是名义上的湖北最高军政长官，但他实际不可能直接管理襄阳城，因此放走无所谓。

上官仪这个“现管”却是不能放的。

至少眼下不能放。

王五的说法是：“上官大人无须担心，也无须有其它想法，只需替我管上七天，七天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

七天，足够明军后续人马抵达襄阳城，届时有了充足兵力，王五自是能重新调整襄阳的城防及治安体系。

本地人组成的警察衙役力量可以继续留用，衙门的大小主任、秘书、办事员们也可以用，因为这些人土生土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为了自己与家人安全这些人不可能有胆量反抗明军。

有，也只是个例，不会形成大的串连势力。

上官仪这个知府到时则可以真放了。

相比在汉阳主动开城投降的知府张玉，被抓的上官大人显然是不太可靠的。

作为清廷委任的“流官”，其与襄阳本地没有太大利益关系，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必须要保全的，也不可能将襄阳百姓看作家乡人民，所以算不得地方保护主义者。

且又没有激烈反抗，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没必要杀了。

“照俺家大将军话去做，有你的好处！不听话，把你脑袋一分为二！”

瞎子万四不知道是不是受狗剩影响，将手中长柄大斧朝上官仪脖子作势虚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