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这自然是因为战乱导致人口大幅下降。

哪怕是清廷给大量无地农民分地，现三地荒地数量仍可供百万人开垦。

因此，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需要。

只需大量招揽流民就可以。

以一隅之地想要成为新三国之一，现成治理模版肯定是孙可望在云南的“营庄”模式最适合明军。

所谓营庄，就是将管辖区内的土地一律设为规模不等的营庄，再由大西军派出庄头管理。

营庄内的土地统一种植，统一收获，便连种子、农具也统一分发使用。

与后世的集体农庄一个意思。

八旗的旗庄也是如此。

营庄产出，大西军得四分，百姓得五分，田主得一分。

看着百姓只得到收成的一半似乎很少，实际相较交给田主的租子和官府的赋税，百姓实际所得却是更多。

而且在集体生产这一模式下，种植效率远比百姓小户种植要高，收入更高，分配也更多。

虽然田主的收入下降了，但靠着这一分收入也能维持，不至于起来造大西军的反。

靠着这一体系，孙可望才得以云南一地支撑起庞大规模的西营集团，掀起南明最有可能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高潮。

土地面积上，云南作为省肯定比王五控制的三个市要大的多，但耕地面积云南跟湖北又差得远。

荆州、汉阳、荆门三地的耕地数量恐怕就赶上云南的一半。

因此，孙可望能靠营庄制成为一方霸主，王五这边肯定也能。

但王五知道集体农庄的一个弊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营庄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会不断降低。

也就是大锅饭长不了的原因。

短期内还好，时间一长肯定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懒汉家庭。

如甲农民辛苦生产，乙农民装模作样，最后分配所得却是一样，这能公平么？

所以，再好的制度在设计时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大问题，等到这个制度本身产生问题时只能再一次改革。

或者说变法。

更何况这种体制必然会出现依附西营官兵的“特权”阶层。

而且孙可望在云南的治理非常强硬，框框条条太多，导致商业活动除了西营垄断的那些盐铁外几乎消失。

这就必然导致百姓除了做牛做马没日没夜耕种维持温饱外，压根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也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

时日一久，谁也吃不消。

当年孙可望于李定国交战兵败后，其原本看似稳固的大后方瞬间全部倒向李定国，未必不是因为云南人民被压制太狠的原因。

但孙可望模式又的确适合眼下明军的抗清斗争需要，毕竟这个制度能为明军提供稳定钱粮收入。

因此王五准备取其长去其短。

打算推行一种变通治理模式。

就是不强迫农民、田主加入营庄，仍就如从前一般收取赋税钱粮。

但加入营庄的官府则保障农民收成所得基数为五分，田主为两分，官府只取三分。

另外就是大力招揽流民组织开垦荒地组建不涉及“土著”利益的营庄。

三年或五年之后即可将开垦出来的土地无偿分给开垦者。

在这期间官府保证开垦者的“基本消费”。

也就是以发工资的方式招聘“农民工”。

看起来三五年内开垦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但三五年后却立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且只需向官府交纳收成的三分。

换言之，开垦者实际就是明军的入股者。

打工的变成股东。

如此，生产积极性、对明军的忠诚性无疑会大大提高。

也会吸引荆襄本地农民参与开垦荒地。

农民，谁会嫌地少呢。

成为地主，是两千年来所有农民的梦想。

通过利诱办法将荆襄百姓“绑”入明军这架战车，远比同八旗一样强制圈田划庄要得人心。

当日那个小吏赵福源提出不纳粮以吸引外省民众前来荆襄，办法其实挺好，非常诱惑人，能在短期内为明军带来大量人口。

但眼下王五没有太多商品提供给百姓，商业活动也处于半停顿，更没有铸造新钱，不具备官府金融属性，因此现在若搞不纳粮这套，很有可能会导致明军破产失去信用。

步子跨得太大容易扯淡的道理。

李自成当年为了兑现不纳粮的承诺，只得想尽办法拷饷，结果摆在那里。

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衍生出来的士大夫集团，于这个时代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

便是清廷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否则也不会只敢在江南搞奏销，不敢向全国推广。

一百个地主都要杀，那地主都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