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矛盾——其实董和也不知道，为何来之前，庞统要教他这么说，诸葛亮也没反对。

但既然上面已经统一了想法，他董和就只是个传声筒，必须确保执行力。

只听董和在刘璋情绪失态后，又恰到好处递过去一个台阶：“请季玉公切勿动怒，我们两家一贯盟好，已有三四年之久。我主所说，也只是一时仓促、从道理上分析。

实际执行时，当然会考虑到季玉公的难处。粮食凑不出那么多，可以继续用等价的蜀锦、铜钱、金银折抵。我军今年第一年试点了代役钱之法，也允许百姓多缴纳粮食来冲抵算赋丁税。

同理，我们自然也接受贵军多缴纳钱帛来替代粮食，反正我军一两年内也吃不了这么多粮食，给钱帛的话，等缺粮了再问民间购买便是。”

董和一说钱和蜀锦可以抵粮食，立刻就把刘璋发火的理由给堵了回去。

毕竟刘备要那么多粮食，确实是不合实际，是刁难人，容易落下理亏。但允许对方以任何手段支付，这至少确保刘璋想付是能付得起的，有实现的可能性。

哪怕价钱开得有点高，但后续至少是刘璋肯不肯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

当然，如果是换一家诸侯来这样谈判、同样会落人话柄。但刘备军这么干，就偏偏没问题了，因为刘备军自己今年先搞了钱、粮食和徭役的互通折抵之法。

所以，别人用这个话术，那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而刘备军这么开条件，属于“严于律己、同时严于律他”，至少没有双标。

至于对方有没有因为这一惊一乍生气愤怒，就不关董和的事儿了。

刘璋被噎得难受，偏偏又不知如何反驳，只是笼统地埋怨痛诉“玄德兄要价太高了，蜀中不能拿出这么多钱粮给外人”。

董和则趁机给他算账：“季玉公！试问按照我军之前与贵军达成的君子协定，是不是我军一直在益州常驻、帮你们防守北方的曹贼，你们就该一直给足我们驻军的军粮缺口？

我们驻几年你们就得给几年！一直给到曹贼的威胁彻底消除为止！现在，我们主动额外撤走了那么多人，一次性问你们要额外撤走那部分人五年的口粮，还允许你折价，这过分么？

这只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五年后，曹贼依然强大，我军还要继续帮贵军镇守汉中秦岭防线，太尉将不得不一直长期投入下去。这里面谁赚谁赔，一目了然！请季玉公不要忘了，我军是在帮贵军防曹贼！”

刘璋不擅口才，话说到这份上，已经不是他本人能反驳的了。原本他也就是礼节性私下接见一下董和，没料到会谈成这样。

于是他也就吩咐近侍，把黄权、法正都召进来，帮着反驳。至于王累和郑度，刘璋直到此刻还担心那些人太激进，会过度得罪刘备，激化矛盾，而不敢叫来。

毕竟直到此刻，刘璋还没想也不敢跟刘备撕破脸，敌我强弱差距太明显了，刘璋至今还是想压价，把事情给了了。

很快，黄权和法正就被引到了堂上。刘璋也大致转述了董和的谈判目的。

黄权听完后，也不由得心中有气，觉得刘备军如今怎么也欺负老实人了？于是忍不住仗义执言：

“太尉如此算账，未免寒了天下同盟者之心。当初贵军来益州助战抗曹，我主极为感激，供给用度、战胜犒赏，从不敢有缺。

但如今曹军已经退却，天下人都知道他无力再以重兵翻越秦岭。汉中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驻军防守，贵军却用本就该撤走的军队，临走再问我军要一笔巨款和军粮，未免于理不合。

按照这样说法，岂不是原本打算打五年的仗，两年就打赢了，剩下三年的军粮军饷还得照给不成？普天之下，从古到今，岂有这样的道理？”

董和也不甘示弱，反驳了一句：“原本预计打五年的仗，两年能打赢，那就是我军的本事！我军应得多少，自然不能因为我军打得好就少给。否则，岂不是在变相鼓励我军养寇自重？

正因为我主坦坦荡荡、大仁大义，不愿养寇自重，才给了你们今天讨价还价的机会！伱们却利用了我主的大仁大义、光明磊落，以图蝇营狗苟、克扣军需，到底是谁过分？”

黄权还想再反驳，但又担心有些话说出来，过于破坏双方关系，只好稍稍隐忍，重新在脑中组织措辞。

而一旁的法正见状，连忙不着行迹地补上这个空窗期，换了个角度帮刘璋开脱：“幼宰先生所言，未免偏颇。我主并不是鼓励太尉养寇自重，但太尉坐拥五州，与曹贼争胜，所需钱粮，也不能光盯着我们益州军盘剥。

如今撤走的部队，并不是我军求着贵军撤走，而是贵军自己需要去东线荆州和青徐战场救急，以备曹贼，难道青徐战场的开支，也该算在我军头上不成？天下各州，何以偏偏苛待我益州百姓？

而且，我夏天时就曾听说，荆州刘景升公患了重病卧床，却不知如今他病情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