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被刘备妥善安置，很快便带着他在蜀中二十年积攒的私财，坐船顺江而下，前往荆扬交界的庐江郡上任，当他的庐江太守去了。

刘备顺利入主成都，也接收了刘璋留下的府库，封存另行安排。随后宣布大宴三天，犒赏将士，大飨士卒。

因为这一世的成都城，最终算是“无血开城”，完全没有经历实质性的围攻，所以刘备军当然也不可能如原本历史上那般放任擅取民间财物。

而且这一世的平益州之战，前后只打了四个多月，比历史同期的三年鏖战耗时短了七八倍，战争痛苦也小得多。

将士们需要得到的补偿，本来就能比历史同期打到两折左右，而且刘璋投得更早，府库财物的花销也少得多，光拿府库余财已经够用了。

有一说一，古代军队为了富贵而搏命，需要大量的物质激励，这一点是无论哪个君主/诸侯领兵都避免不了的。哪怕如刘备，他也不可能完全不做抢钱的事情，只是能比曹、孙有底线得多。

不吹不黑，哪怕举陈寿《先主传上的原话，也有明明白白说过破成都后“先主置领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只是陈寿为尊者讳，没有明说这个“蜀城中金银”到底是府库的金银还是民间的金银。

但作为蜀地地方志的《华阳国志里，就写明了“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比《三国志.先主传多了一個“民”字，也就是说连民间的金银也有被征集。这个“民”也很有可能是此前被刘璋发赏的守城将士，刘璋为了激励这些人对抗刘备而发钱。刘备再征收回来发给攻城方的将士

当然，结合参照这两本著作，大致可以看出，刘备还算很克制了，因为他“还其谷帛”，也就是对于老百姓赖以为生的粮食和布匹，并没有劫掠，只是针对家藏金银等贵金属的进行了收缴。

这种举措，大致类似于近代军队改易政权、新占一地后，搞贵金属管制，不允许民间私藏金银。跟曹操那种全面、无差别、什么都抢的抢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历史上刘备在发现只拿金银还不够赏后，也动过征收民间田庄的脑筋，但是这一点被赵云劝阻了，并没有做，也算是知错能改。这一世当然就更不会做了。

一言以蔽之，因为打得够快，痛苦更少，在战后发赏环节，钱肯定是够用的，也无需弄那些害民之举了。

这些赏罚诸事，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就被料理停当。

百姓的农业生产，也在半个月之内就顺利恢复了。因为周边诸县提前被刘备军拿下，二月时就拿下了，所以今年的春耕耽误，仅限于成都城内的百姓。

都安、广都、郫县的百姓，二月中旬就开始正常春耕了，新都县和雒城的百姓，三月初才开始春耕，耽误了半个月时间，估计最终会减产一些。

而成都县的百姓，到了三月中才开始抢种，足足耽误了一个月。不过他们还可以选择只种一季林邑稻、不再种晚稻，来抢救一下。

总的算下来，成都县的二三十万百姓，大约要减少全年四成的农业产量，但劳动量也会相应降低一些，省去一轮夏季双抢的忙碌。只要刘备今年不在成都收田赋，不征粮食，百姓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

时间转眼来到了三月底。

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蜀地百姓的生产恢复，终于得到了保障。

刘备也总算能把精力挪到人事调度、官员升迁和推进钱粮变法方面。

当然，这活儿刘备自己并不专业，他最多在识人用人上提纲挈领抓个总，其他的内政工作，肯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好在他所需要的股肱之才，也已经到了。

此前成都战役持续期间，诸葛亮一直坐镇江州，为大军提供全局后勤支持，并没有亲临前线。最多结合前线传回的情况，书信点拨一下前线将领关于战术策略的调整。

当然，诸葛亮在后方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就是了。毕竟他要亲自过问包括从江州经长江到江阳、再经雒水到雒城的整个粮道筹措，确保近十万大军的粮草军需绝无短缺。

以蜀道之艰难，水路之曲折，江河水文情况变化差异之大，以及刘备军在蜀中的粮食储备相对匮乏。诸葛亮要用有限的资源，把这个局盘活，确保始终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缺粮，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自从三月中旬初，确认刘璋投降后，刘备也第一时间派人顺流而下飞速报信，让诸葛亮把江州那边的事务交割一下，然后亲自来成都主持后续的内政整顿大局。

信是三月十四送到的诸葛亮手上，诸葛亮花了三天跟张松、李严交接巴郡的内政、后勤事宜，地方民政就交给张松，军需后勤就交给李严。

两人分担了诸葛亮的活后，诸葛亮就马不停蹄赶来成都，为了抢时间，他也没走岷江/雒水水路，而是从江阳就改陆路骑马，三月二十八这天抵达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