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度支郎的活很不好办，但若是办好了，向前走几步便是宰相。若是本官为度支郎，要如何理财才好？”

郑叔清虚心求教问道。

方重勇哼哼两声，百无聊赖答道：“使君啊，某还是个孩子，这种国家大事还是算了吧。”

还理财呢！踏马劳资又不是卖基金的！

方重勇在心中深深鄙夷郑叔清的虚伪。

“不瞒你说，现在朝廷的财政，已经很是不妙了。若是我为度支郎，没有作出成绩来，将来出了事，必定会被当做替罪羊丢出来。只怕再无起复之日了。”

郑叔清忽然压低声音郑重说道。

方重勇疑惑的看着郑叔清，询问道：“怎么个理财法？”

郑叔清开始跟方重勇讲述唐朝中枢的理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理财这个概念，其实自西汉桑弘羊时期就有。但是，桑弘羊的办法有点简单粗暴，史书上留下的名声很差，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朝廷理财的概念变得宽泛与深入，早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朝廷每年的税收是一个定额，或多或少，不可能无限膨胀。这些钱怎么使用，怎么用好，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并不能单纯用“剥削压迫”四个字概括过去，就不去追究其中的内涵与细节。

朝廷的税收，其实主要包括：粮食、布匹（包括绢帛）、土特产、铜钱等。它们如何来，构成如何，以及它们如何使用，怎么分配，怎么运输，都是大学问，需要朝廷中枢的理财官员统筹管理。

打个比方，岭南的税收，布匹粮食与铜钱，如果转运到长安，那么其中的运费，或许远远超过税收本身，那这一部分应该如何收，又要如何用呢？

所以唐庭收税，远不是简单的将全国的税收都运送到长安，然后再根据需要分配这么简单。

解释了这个概念后，方重勇也不敢再敷衍应付，于是正色问道：“问题在哪呢？”

“其实大唐的钱，已经是不够用了。缺很多，多到你不敢想，我不敢说。”

郑叔清面色肃然，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成分。

开元年间财政收入就崩了？

方重勇一愣，没明白郑叔清到底想说什么，按说现在还不至于吧？

“漕运所耗资费，不少是靠地方府衙放高利贷，用利钱运营得来的。其本钱来源，乃是官府所属田地，也就是所谓公廨田，与积攒多年的公廨钱放贷得利而来，地方上早已不堪重负了。”

郑叔清叹息说道，他给方重勇解释了一下公廨钱与公廨田的来龙去脉。

隋文帝杨坚为节约政府费用，想出了一个“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迴易生利，以给公用”的办法。规定发给各级官府一定数额的办公经费作本钱，即所谓公廨钱，用以周转取息，所得息钱作为办公费。

可以理解为官府有存款，交给商人们运作，赚来的利息给官员发工资。虽然隋朝没有存在多少年，但这个制度还是被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李渊完完整整的拿来用了。

自武德年间就开始实施，最开始只在长安等大城，后面规模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大。

曾经，也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开元年间，公廨钱的利息之用，已经成为补贴财政支出不可或缺的最大助力。

“公廨钱”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何以竟会事与感违地困扰百姓呢？

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薄俸禄不能养廉。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用强迫摊派的“抑配”方式举钱生息，年利息率加上劳费、有高达百分之百者。

甚至有“虚立保契，子孙相承为債户”的事情发生。背后官商勾结，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

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而是地方财政支出不堪使用，而不得不采取的“另类办法”。

举个例子说，大唐运河沿途州府，都要长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其间花费的人力物力，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甚至大部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

地方州府的赋税，都交到中枢，或者有财政列编，都是固定款项。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地方官府那只能“另辟蹊径”。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换句话说，靠高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这些沉重的负担，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

与之并行的，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百姓手中的利益，若是以权夺之，如同猛火急攻，必定反抗剧烈。若是以商夺之，则如同文火慢炖，催之无形。这些都是官府中“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算得上推心置腹了。

想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