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割据，忠奸难辨，士庶不安，臣弋闻盖棺方定论，故请纂修国志，明其实以正视听。’高宗准之，乃命著作郎司马昭等修《河阳国志》，历五年成书。……高宗观昭所著国志，见伪魏主传诸文字多有诡谲，不悦，谓中书监臣弋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遂令有司收监议罪。”

“司马昭受拘，于有司议罪，其子郎中司马炎上《陈情表》曰：‘伏唯圣朝以忠孝信立天下，昔臣祖从贼，盖谓愚也，然愚忠者，不谓忠乎？今臣父直笔，亦谓愚也，然愚信者，不谓信乎？’帝震怒，欲罪之，中书监臣弋谓不可，曰‘愚忠者，懿也，愚信者，昭也，愚孝者，炎也，司马一门虽从贼之余，然忠孝信者虽愚亦不可罪也。’又奏请以陈寿重注国志，高宗遂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