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

而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出现了相应的对抗模式，工厂主若降低工价，机工就联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时已经在苏州濂溪坊一代出现了织造工的人才市场，以师徒关系学出手艺的织机操作工——车匠进城之后就会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几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佣。

这是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以至于朝廷官员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时一问才发现这些人是来找工作的，给饭吃他们根本不走，后来弄了几个机房主来招工，这群人就跟着去了。

经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为苏州出现了什么大灾。

后来江苏巡抚曹时聘受命调查之后上报朝廷解释此事：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而且他还发现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纺织业存身，意识到如果朝廷打压纺织业，肯定会和骚扰农桑一样造成流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吴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理论去指导自己的投资，而从未管理过工商业社会的官府衙门也需要相应理论去指导自己的工作。

而《国富论》就在此时问世。

这本书在江南迅速引来许多人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