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党人给南城百姓改善改善市政设施，好歹把臭沟上的木板换成石板，对于南城百姓来说日常生活都能安全许多，而东林党人做这点事情也是惠而不费。

王文龙跟着孙承宗一起坐滑杆来到了一进小院前，孙承宗自己掏钥匙开门，请王文龙进院子。

孙承宗是保定高阳人，家里往上数八辈全都是庄户人家，直到孙承宗的父亲孙麟才勉强从佃农成为了富户，不过也就是能落个温饱而已。孙承宗在家排行老四，三个哥哥全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因为家穷孙承宗小时候还被父亲过继给较为富有的本房叔伯。

读书在什么年代都不是便宜事，这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孙承宗这么一个进士只能说是孙承宗天资聪颖。此君六岁开蒙，当年就能对联，十六岁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县中的博士生员，十七岁直接考中全府科试第一名，拿着朝廷的奖学金读书。

不过再怎么天才孙承宗到了京城也显现不出来，他现在只是个四十多岁的翰林编修，“穷翰林”这一说法不是没有来源的。孙承宗又没有徐光启那种样的经商才能，徐光启来京城当官三年就能够在内城置下宅子，而孙承宗把薪奉拿回去贴补家人之后剩下的钱财养活自己都困难，自然就只能搬到城南居住了。

王文龙跟着孙承宗走进院子，孙承宗倒是挺洒脱，没有说自己的情况，而是笑着夸奖王文龙道：“建阳在京营中一番言论便引得储君青睐，听说太子殿下还让建阳帮忙做事，建阳实在是本领过人呀！”

王文龙谦虚一笑：“不过是些杂学而已。”

孙承宗摇头说：“什么正学杂学，有助于国家便是好学问，我在翰林院里听那些人天天子曰诗云的自觉高尚，有时心中反而难受建阳的军事经济学实在比起那些理学文章要有用的太多。”

(本章完)

王文龙所提出的国防经济学概念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无法完全实行，但是对兵学研究者的启发却是无与伦比的。

后世的经济学者对这篇文章评价是：“经济学启蒙转型之作，华夏特色的经济学由此发端。”

教科书中的介绍更加详细：“国防经济学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政府规模普遍小，几乎没有提出国防经济学的可能。由于王文龙出生在东南亚，王文龙的经济学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欧洲的市场经济研究，直到万历三十五年王文龙提出军事经济学开始，明末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一个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学就像是跨越时代到来的启迪，直接促使后来大明两个重要经济流派的诞生。

一派学者学习使用军事经济学研究手段，深入钻研博弈论、计量经济学，最后发展出了面临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国防经济学派。

另一派学者则是从军事经济学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解决之前王文龙所写的国富论中只写了私人经济，而很少涉及政府对经济调控的问题，这一派学者专著探究如何将大政府和自由经济结合在一起，最后由此诞生了政治经济学。

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被后人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大显学的开山鼻祖，由此王文龙在后世百科上的名头又添上了“经济学家”“政治研究者”两个称号。

甚至因为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对于后来中国中央王朝的军事发展影响太为深远，有王文龙的崇拜者在几十年后表示王文龙就是一个将军，还有相关研究者跑到东南亚去搜集历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证据”可以证明王文龙在东南亚曾经参与过欧洲人的军队，并且指挥殖民者和土著军队作战，“这段经历正是王文龙后来在军事上有如此多的远见和发明的原因”。

不过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很快就被王文龙的后人辟谣，王文龙的后人在媒体上发文表示：“王文龙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参与过欧洲人殖民亚洲的战争，该学者的说法纯粹是对于王文龙的诽谤。”

赶上这王文龙的研究学者也是个喜欢蹭流量的，据不承认自己的研究是胡说八道，最后和王文龙的后人因此对簿公堂，倒是让王文龙在百多年后又登上了媒体的版面。

那篇军事经济学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动的时候，王文龙正坐着一架滑杆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筑也只包括了内城和皇城两部分，但是随着嘉靖朝以后市场的繁荣，大量的百姓涌入北京城做生意，于是朝廷又规划了南城作为百姓的新居民区。

王文龙坐着滑杆，一进入南城就闻到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万历年间京城的下水道设施还是相当完备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沟，臭沟上盖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还要打开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称此为“臭沟开，举子来”，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个月之外，其他时间基本能做到排水通畅，平时在内城生活，街道上几乎闻不到什么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