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文龙专心写剧本的时候，他的作品《长相思已经悄然跨过了老铁山水道，在山东登陆了。

《长相思作为纳兰性德词的代表，是一首非常成熟的清代“性灵派”作品，清代“性灵派”比起此时文坛上的“性灵派”范围要大，主要是吸纳进了“竟陵派”这一风格。

此时“竟陵派”这个名字都还没有出现，要等到两年后谭元春、锺惺两个湖北竟陵人合著《诗归点评天下文章，引导海内诗人学习他们的写作方式，竟陵派才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明末的诗文改革最早是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开始的，在复古运动之前，明代的诗只有粉饰太平的宫庭诗、表达个人志向的励志诗等少数种类，完全不成体系，其精彩程度不要说和唐朝比，连宋、元都远胜之。复古运动后，天下文人都开始学写唐宋文章、诗词。

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登上历史舞台，袁宏道在湖北提出写诗应该多用“本色独造语”，袁中道在京城写成《论文上《论文下，以严密的逻辑攻击当时文坛一营文字全学唐宋的风气，渐渐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于是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理论基础，“性灵派”或是以袁家三兄弟祖籍公安命名的“公安派”纵横天下十多年。

而到了万历二十五年以后，公安派其实就开始走下风，主要原因是公安派的干将渐渐离世，再加上政治风气的收紧，许多人都退出了公安派的创作。

此时公安派的领袖中：袁宗道、江盈科过世，李卓吾自杀，黄辉、陶望龄投身朝堂放弃创作，袁宏道也回到湖北公安，公安派的创作风格转向山水田园诗，已经进入没落阶段。

伴随的时代背景是随着万历朝堂党争的爆发，大量文人对现实感到苦闷，只是在诗文之中“抒发灵性”已经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文人需要更强的内心情感表达。

再过两年出现的“竟陵派”就是在这种需求之上诞生的产物。

竟陵派同样主张“独抒性灵”，和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基本一致，唯一却反对公安派平易近人的文风。他们号召使用“幽深孤峭”来矫正公安派的“肤浅”，写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如果放在后世的艺术创作上来理解，如果“公安派”是《三个火枪手这种西方经典小说或者是近代的西方油画，那么“竟陵派”就相当于意识流小说或者是毕加索那一类现代画。

主打一个精神状态堪忧，看不懂。

竟陵派的作品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了，在后世评价也不高。

后来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文章读后感就是“如梦而入鼠穴，如患而至鬼国”，直接将竟陵派的作品称作“鬼趣、兵象、诗妖”。

竟陵派和后来的八大山人画一样，都属于是乱世才会培养出来的艺术，鬼气森森、人物清奇，但竟陵派却也是中国诗坛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竟陵派让诗人们终于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

等到天下大势基本稳定之后，清代词人摆脱了竟陵派的鬼气，继承他们个人表达的做法和“独抒性灵”的主张，清代“性灵派”由此诞生，并且一诞生就出现了清初词坛三大家。

明代的性灵派只会写景物，竟陵派只会表达自己古怪的想法，而到清代纳兰性德却能写出“我是人间惆怅客”这种既富有诗意又表达直白的句子。这不是一个人的灵光乍现，而是继往开来之后在创作手法上的突破。

清初词坛在此基础上一出现就发出掩盖整个明朝词坛的水平光彩，清初三大家先后涌现，在千年后再次带来一个词坛小盛世。

而《长相思·山一程就是那个词坛盛世中最为人称道的明珠之一。王文龙现在把这首词拿出来，绝对比起几年后出现谭锺派诗词更加轰动。

毕竟谭锺词还只是过渡作品，而纳兰词已经是这场诗词改革运动开结果阶段的产物。

一首风格完全成熟的清代“性灵派”作品，结合了“公安派”“竟陵派”的优点，对于此时的诗人来说无异于天降神器。

这就像在火绳枪时代突然拿出了一把全自动ak步枪。

王文龙之前抄的几首清代诗词其实也属于清代性灵派的产物，但是没有一首能如同纳兰词一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史上就是里程碑级别的天才人物。正如同物理学上的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时期的其他物理学家，哪怕再有贡献，都无法和他们这样的里程碑人物相比。

越站在文学变革潮头浪尖的人，才能够越发体会到这首词的震撼力。

王文龙在金州卫儒学中吟诵《长相思能引起儒生们的激动，那只是他们单纯的觉得这首词好，而真正要理解这首词划时代的意义，这群辽东秀才的学术水平还真不够。

登州，码头旁的一处大院。

呼仁道捧着《长相思读了又读，不禁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