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长魏国松继续陪着丹初一行，前往观摩步兵队火铳哨考核。

丹初交待他道：“我推崇泰州学派，在军中倡行官兵平等，官须爱兵，兵要敬官，官不得滥杀，不得克扣伙食，兵不得违抗军令，不得开小差。

“你营中士气不错，但还要继续抓下去，首先要从改称呼、废跪拜抓起。譬如刚才那名新兵，仍习惯以小人、小的自称，需要改正过来。”

“诺！卑职……”魏国松赶紧打住，改口说道：“职下一定大力纠正！”

明朝中期以来，随着阳明心学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社会上出现了渴望平等的思潮。

明朝也顺应时势，松弛了社会管制。最典型的，莫过于户籍管理的放松。匠户等贱户皆能参加科举，且有专门的科举名额。商人有商籍，可在经商之地就地考试。就连流民也有“附籍”，可通过附籍参加科举。

清朝得国太易，为污蔑明朝而大肆篡改历史，屡屡兴起文字狱。明朝诸多正面之处，都湮没到了历史的尘埃中。

明朝鼓吹平等最力者，当属阳明心学中的泰州学派。

嘉靖、隆庆时期的重臣赵贞吉，出身于匠户，就是泰州学派的代表，生前便大力鼓吹“人人皆可为尧舜”。

赵贞吉博学多才，峭直梗介，议论慷慨，与人争论不曾屈服。与当时的重臣谈话时，他经常直呼其名，与官场规矩大相违背。但在《大明王朝1566》中，赵贞吉被塑造成了“不粘锅”。

一代宗师李贽反对程朱理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婚姻自由、解放妇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封建制度，极力鼓吹民本、平等等主张，影响深远。

到了明末，天下大乱，大江南北不断爆发佃变、奴变。乡村有佃变，城市有奴变，本质上都是下层百姓追求平等的暴动。

江南江西富庶之地，“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

各省皆有类似的民变，佃变、奴变、矿变……再加上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明朝即便没有外敌，也很难挺过内乱。

清军入关前后，明朝地方秩序已经陷入空前的混乱。入关之后，清军以武力镇压民变，利用地主阶层的支持，重建了封建秩序。

华夏的近代思想启蒙，孕育于明朝中后期，却被满清打断，从此陷入了长期的黑暗期。

从长远看，势必要鼓吹平等，才能赢得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才能锻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为国家民族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时下，不管是清军还是明军，下级官兵普遍没有地位。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动辄杀戮士卒，以逞威信。若能在军中禁绝滥杀，若能保证军饷不被大量贪污，这样的军队就是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

南明军队中堪称名将者，如李定国、李赤心、焦琏、马进忠、赵一青、马宝等，莫不深谙此道。

丹初却走得更远，在永安军中倡行平等，废除叩拜之礼，革除小人、卑职的自称。

俞厚基叹道：“大帅废除叩拜、卑称，军中多有议论，认为大帅改弦更张，使官无威仪，兵不畏惧。孰曾想，新兵才入营不到半个月，军中官兵友爱，上下同心，已有王者之师的气象。”

倡行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而有着实实在在的规定。根据《练兵纪要》，丹初要求营官以下军官要与士卒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作同休息；军官处事不公，士卒可向上级控诉；军官若敢克扣伙食，重则处死，轻则杖刑……

放眼十七世纪，整个世界都讲究上下尊卑，各国贵族都极力维护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

平等对于广大底层百姓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渴望推翻强加在头上的压迫和不平等。倡行平等可以团结底层士兵，可以号召广大百姓，却也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

俞厚基所担忧的，正在于此。威出自上，令施于下。若上下平等，上无威信，政令不行，可就全乱套了。

身为穿越者，岑丹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说：“我们提倡平等，主要是人格上的平等、财产上的平等。官兵之间，在职权责任上有所不同，在人格、财产上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尊卑之分。

“倡行平等，不仅可施于军队内部，将来亦可推行四海而皆准。军队内部，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敬军官，互帮互助，同甘共苦。

“军队以外，为应对佃变、奴变，应重点解放佃农、仆役，取消地主对佃农的收租权，解除仆役对主家的人身依附……”

最近，丹初或自觉或不自觉，越来越频繁地提及“解放”一词，引起了俞厚基的注意。

他让人查过，“解放”一词，出自贾思勰《齐民要术》“十月中，以蒲藳裹而缠之，二月初乃解放”，原是农业种植上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