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有成者，当与国子监同。”

“后元五年，秋，咸阳学宫祭酒荀既上书称国子监博士王泽贪赃枉法，实为国贼，请惩之。上以绣衣使者查，果得罪证，上大怒，罪之。”

“后元五年，冬，国子监祭酒孔云上疏，以查咸阳学宫应业学子“康泉”者实为“窃书之贼”，所著皆为以钱使之，而咸阳学宫之博士“荀网”乃收受钱财，为其遮掩。同属欺君之罪。”

“上查之，得其罪状，然则应其为荀子之后，只究其罪，而不连坐之。”

“自后元五年，至七年春夏之际，国子监祭酒、少府卿、咸阳学宫祭酒、代王傅等共劾官吏者数十，牵连者众，乃为数百之人。”

从《文帝实录》中不难看出，从后元五年开始，以咸阳学宫为首的“陈氏一脉”和以“国子监”为首的“儒家一脉”疯狂斗法，互相弹劾对方的罪行。

今日你弹劾我这一脉的官吏，明日我就弹劾你这一派的人。

双方争斗不休，一直到了后元七年的春夏交接之际，互有胜负。

但两家对此的心态却是截然不同，处理手法也不同。

陈氏一脉是发现了罪行之后，直接处理，甚至不需要儒家的人动手；而儒家则是拼了命的想要保住那些触犯律法之人，但却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这也就导致一部分的“人”站在了儒家的一边。

因为是人的心中都有污秽，是人的心中就有恶念，能够保持“问心无愧”的人自然是很少的。

而儒家并不在乎这些所谓“污秽”的人，儒家在乎的只有“名利”和“党争”，也因此，儒家的势力逐渐的在这种争斗中增强。

人数也逐渐的变多。

陈氏这边虽然人数在减少，但其留下的人都是“精英”。

所以，虽然陈氏中人在朝廷上的占比少了，但占据的位置却很重要、很高。

这也是文帝的平衡手段之一。

虽然他愿意培养出来另外一个势力和陈氏抗衡，但他还是觉着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儒家的这些人。

在这样的平衡下，儒家在后元七年的秋天做了一件大事。

一件他们以为能够使陈氏彻底落败，使得自己成功的大事。

正是这件大事，让持续了三年的战争来到了关键的胜负节点。

问成败，谁能成，谁又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