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一派系也被称之为“留日派”。比如副局长白文迪和侦缉二处的处长沈岩，就属于这一派系中的中坚人物。

至于第三股派系，是指像钱如发这种，几代人都在衙门口当差，从前清到北洋，再到宋将军，直至现在的日本人，他们都在警察局中供职，如果离开了警察这碗饭，就什么也干不成！这股派系被称之为“世袭派”。

比起来留日派和本土派，世袭派的力量相对渺小许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就是队长一级，没有力量和两派抗衡，只能依附其中一派。其中有依附本土派的，也有依附留日派的。

“世袭派”在警察局中人数最多，而且办起案子来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虽然不合常规，但是却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这股力量不容小觑，这让无论是“留日派”或者“本土派”，谁也离不开他们。反而是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至于世袭派，倒是没有考虑许多，可能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反而在时代改变的时候，最为淡定。

“无论是谁坐了天下，都离不开警察！离不开警察，我就能吃香喝辣！跟谁不是吃饭！”

这句常挂在钱如发口边的话，却也代表了“世袭派”所有人的心理。

既然沈岩做了特务科长，诸如钱如发之类的原来二处的一干亲信自然也是水涨船高，纷纷得到了重用。

二处的人终于在警察局中扬眉吐气，就连走起路来，也是趾高气扬。

侦缉处则从原来的两个处一百多人，缩编成了一个处几十人，权力职责也大为缩减。

之前侦缉处在警察局中，是数一数二的部门，几乎北平城中发生的所有大案要案，都由侦缉处负责侦破。

现在这些案子，几乎都被特务科包揽了过去，剩下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则交给了侦缉处。

职责越大就意味着权力越大，没有了职责，自然也就没有了权力，中间的关系往往是成正比的。

没有了职责也没有了权力的侦缉处，俨然已经成了警察局的一个鸡肋，整日里无所事事。

处长钟振声更是在警察局抬不起头来，就连局里中层开会，钟振声都不好意思往前坐，而是远远地坐在角落中。

和钟振声不同，沈岩在局里可算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警察局随时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特务科现在可谓是兵强马壮，仅仅行动，就有两个队。

一队队长还是钱如发，二队队长仍然是黄天河。

一队二队负责行动，三队负责情报，原本队长的位置，沈岩是准备留给杨登欢，但是最后却留给了原来二队的一个行动队员，这个人名字叫做马天成。

马天成名不见经传，沦陷前在二队，乃至于侦缉二处中，都毫无存在感。甚至沈岩都不知道这厮究竟是谁。

但是马天成却是日本人指定的特务科情报队队长人选，对于这一点，沈岩当然不敢违抗，只得让马天成坐了三队队长的位置。

沈岩也侧面打听马天成这人究竟和日本人有什么瓜葛，让日本人对他如此的重视。

虽然日本人那边讳莫如深，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警察局这种是非之地！

后来终于有消息透了出来，马天成在北平沦陷之前，就给日本人做事，和日本间谍机构同文书院关系很深。

这不由让杨登欢想起了那位神秘的潜伏人物“鼹鼠”。

但是没有一点线索能够证明，马天成就是鼹鼠。

马天成不苟言笑，平时和同事们接触也不多，准点上班，按时下班，偶尔加班，一切按部就班，正常的就如同普通机关里的无足轻重的小职员。

但是马天成又仿佛耳目众多，消息灵通。他也不知道具有什么特殊消息渠道，不过在上任后的几个月里，连破几桩大案，一连捣毁了几个交通站。无论是国方的党务处还是特务处，或者共方的社会部，都在马天成手里吃过亏。

这就不由得不让人对马天成刮目相看。

马天成的风头在特务科一时无两，就连钱如发都被他压了下去，成为沈岩的新晋心腹。

四队主管电讯，负责侦破、捣毁各路抗日队伍的电台，队长是警察局原来电讯处第一高手张文远。

特务科接管了原来电讯处侦察秘密电台的职责，电讯处剩下的就只能检查一下商用电台的使用情况了，权力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特务科四个主力队，每个队都有自己的队长，这样就放空了杨登欢。

原本沈岩给杨登欢做出的承诺，此刻成了大饼。

沈岩觉得挺对不住杨登欢，但是形格势禁，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找了杨登欢几次，给杨登欢谈话，劝解杨登欢。

沈岩一再表示对杨登欢表示，只要是四个主力队任何一个队长出缺，立刻就把杨登欢给补上。

杨登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