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因江防而迟滞！问罪下来，你担得起？随我一起去！”

见耿定力要亲自过去，他还能怎么办？

自从嘉靖年间驱逐倭寇，胡宗宪、谭纶、戚继光在东南屡屡大捷之后，倭患已经是少之又少。

他实在十分怀疑是漕军自己谎报的倭情，说不定便把几船粮运到哪里去了。

这罪责确实不能分到水师头上！

这边的倭情自然要不断往北去报，而长长的漕河上，此时已经状况百出。

不知是不是因为漕军总兵官去京城朝贺久久不归的缘故，总之今年的漕船在淮安那边聚集颇多。

过了淮河之后，沿岸防护比较好的一些停泊港湾就不够用了，总有一些卫夜间只能停泊在不算安全的河段。

为此你追我赶抢时间，然后磕碰的有、太靠边了搁浅的有。

自然也有知道“粥多”的匪贼闻讯赶来。

二月十八开始，急报密集地递入京。

起初，阁臣们认为是正常的。

每年运粮，漕河上偶遇匪患、偶遇疾风骤雨磕碰或者搁浅坏了漕船，这种事情并非完全没有。

千里运粮，岂无耗损？

况且大家也心知肚明，说不定便是军丁自盗：“旗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

漕军军丁、粮船水手、沿岸纤夫……都可能偷抢粮船。

而且也不是没有专门的山贼水匪。

但后来，今年遇到状况的漕船未免多了一些。

直至正月二十一，江南运河内出现了劫粮倭寇的急报传来，申时行和王锡爵也不能说正常了。

朱常洛把耿定力的题本拿在手中晃着，语气冰寒无比。

“请罪？谁的罪？是他李三才当机立断不能误了漕运的罪，是他耿定力守规矩、没有越权指挥江防的罪？还是朕留了新建伯那么久、把襄城伯至今还留在京城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