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外按部就班抓人，皇宫里外廷内阁六部九卿及重要衙署的主官正在文华殿奏事。

钱谦益颇为志满意得，如今的六部唯有他一个礼部尚书，其余五部均无尚书，号称六部之首的吏部也不过只有一个吏部左侍郎焦源博，不过焦源博是陕西人，是皇帝当秦王的时候就认识的大臣，估计要晋升吏部尚书。

今日群臣奏报的是各地秋收工作。

贾政奏报凤阳巡抚左懋第等江北主要产粮区地方主管的奏表，今年依旧是个歉收年。

不过北都留守司奏报，今年北直隶的收成不错，来年大概不需要从江南调集大批量草到北都了。

为此，户部左侍郎方岳贡认为应当予以训诫。

“辽东之用，岂山东一地可征调。如今辽东归附，正是安定民心之时，万不可使辽人心念建奴。是以臣以为，江南粮草征调须按照往年例份，北都留守司官员应立即予以训斥。”方岳贡道。

这位可是名人，现代魔都还把这位晚明的能臣当神明祭祀呢。

他最擅长的就是水利，这些年一直在松江知府任上，修石塘以防治海水倒灌，今年年初，户部左侍郎致仕，皇帝力排众议把方岳贡从松江府任上调到中枢，以户部左侍郎掌印坐堂。

“臣以为然。”工部左侍郎郑三俊出言赞同。

这二位是文人，但比大部分文臣清谈多了十分务实精神，而且清廉自守。

今归为两部左侍郎，距离尚书之位仅一步之遥，给他们送礼的何止是朝廷官员。

然二人入住府邸时，家贫竟拿不出购买方桌的钱，皇帝去探望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大臣竟趴在木头墩子上写字。

是以尽管他们比较偏向东林，皇帝也重用他们。

清廉而且有能力调理国家，这样的大臣不用看出身。

他们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治理国家上面。

不过二人之意，刑部左侍郎、掌印堂官刘宗周比较反对。

刘宗周不必介绍了，士林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虽自身所持“仁义”已不和于世，也排斥科学技术，但以刑部侍郎掌刑法，他是合格的。

刘宗周反驳方岳贡二人：“户部工部之言，臣不敢苟同。辽东如今以军管替代王道教化，此非正道者也。如今中原地区移民实边成了一种风尚，辽东人口迅速增长，是以才有粮草之患。当此之时，应当禁止移民辽东，王道不行，得地无用。”

温体仁贬斥：“迂腐之言！”

刘宗周便之乎者也，他知道钱谦益不愿得罪人，也懒得拉上这个礼部尚书，只坚持“王道教化不行，不可移民实边”。

方岳贡责问若不移民实边辽东再失如何是好，刘宗周认为：“既是军管，岂能有失？可命大臣赶赴辽东，以辽东三司主持，必不会有丢失之虞。”

对这种满肚子仁义道德，自己确实也仁义道德主张“慎刑”的人，方岳贡实在和他没有共同语言。

刘宗周便认为方岳贡郑三俊“重利非义，助长祸端”。

同时弹劾工部竟尝试着以钢铁制作水车轴承。

刘宗周认为“水善万物”，因此不必勉强，只需保证水流到处农业有基本保证即可。

“若重工匠而轻道义，久而久之奇技淫巧充斥当时，非遗毒后人不可。”刘宗周对此极为反感。

郑三俊忍无可忍质问：“刑部何以言辞凿凿重工匠便轻道义？莫非如今工部乃是工匠为官？”

刘宗周贬斥说，郑三俊之流已与工匠一般无二。

群臣听的啼笑皆非。

这时，五城兵马司都指挥使张文象求见。

待进殿，张文象奏报以地下“何止万人”之事。

皇帝震怒，他没想到天子脚下竟藏了这么多人。

杨涟左光斗一把没拉住，刘宗周终于有证据站出来质疑：“臣早有言在先，南都重修劳民伤财，皇城重修乃不必要之举。圣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南都富丽堂皇，而天下多有流民流离失所。倘若内帑钱粮留之于户部，而非以奇技淫巧大兴土木修建下水道，岂能有此事。”

而后请奏：“万民藏于地下，非仁君之时，倘若杀伐，更添民愤。臣以为，应当宽仁慎刑，绝不可使虎狼之师杀伐。”

张文象幽幽道：“刘侍郎，你所说的流民，可以有甲胄两千三副、弩弓三百余张？”

刘宗周错愕：“此言当真？”

“难不成我五城兵马司栽赃？何况满城勋贵官员子弟，何时成了流民？”张文象斥责，“刑部慎刑过投了吧？怎么着，逆贼都藏在天子脚下，时刻图谋造反，刑部以为还要慎刑？”

刘宗周再固执，这个问题上他也不敢在挑刺儿。

只是难免抱怨：“若非这些奇技淫巧，何来今日祸端。”

胡应台一句话把他差点噎死：“刑部侍郎多虑啦，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