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天下因为石氏兄弟内乱而躁动不安之时，苟军在河东郡也未停下步伐。在苟政筹谋安排下，苟氏集团已然彻底在河东郡站稳脚跟，安邑北面的闻喜，西南的猗氏、解县，西北汾阴相继被苟军攻克。

自安邑陷落，石凌满门被屠之后，河东郡各县的抵抗意志更加薄弱，并没有多少抵抗。孙万东军也在十三日顺利领军北上，如期攻克蒲坂，控制渡口，建立防御，将这座进出秦晋地区的战略通道掌握在手中。

待到五月下旬，除了东部的东垣县之外，整个河东郡已经基本落入苟军的掌控之中，共有八城的城头上插着苟氏的旗帜。

当然，苟军的掌控，仅限于城市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土地、人口，但即便如此，比起自大阳出发北上时，苟军掌握的军民人口，已逾五万之众，规模翻了一倍不止。

新增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军事征服，但仍有数以千计河东当地“晋人”，属于主动依附投靠。苟政带着苟氏集团在弘农、河东折腾了这么久，多少是积累了一些名声与威望的。甭管恶名、善名，有兵，有势，能打，就足够了，这是当下这个世界最响亮、最易为人接受的道德标准。

人口是一切发展之根本，在这一点上，苟政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生存发展的事务上，苟政也将人口放在第一位，这是未来，是根本，重视程度也远超那些攻取的城池。

不过，对于苟政来说，目光可以放长远，但对当务之急，却不得不先针对性地解决。而在攻取河东或者说攻略过程中，他面对最紧迫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在明面上占据河东，在军民人口翻番之后，粮食危机，再度成为笼罩在苟政及其统帅的苟氏集团头上的一片阴云。仅凭在诸县的缴获，显然是无法长久支撑。

比较幸运的是，河东不比被兵灾反复摧残的弘农郡，以安邑为中心的涑水盆地，产出也远不是大阳那偏狭之地能并论。

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苟军北上之际，正逢河东夏收的季节。羯赵的统治虽然残苛，但此前毕竟还维持着一个薄弱却基本的秩序，因此冬春之际时，河东郡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耽搁。

哪怕在战争的威胁下，诸县的豪强、平民之家，也拼命卖力地抢收着麦子。而苟军诸部，一受限于苟政三番五次的军纪要求，二则忙于攻占河东诸城，因而没有太多的侵犯与骚扰。

不过，随着诸城既下，实现对河东郡最基本的占领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迫于粮食危机，苟政下令由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开始到各堡乡抢收粮食。

军队开路，民夫随行，车辆、麻袋，一应俱全，逢田即止，遇麦即割。于是，在这个仲夏，河东的征服者与地头蛇之间爆发了一场“夏粮冲突”。

苟军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去维系这个刚刚步上正轨，并仍在壮大的战争机器，这是生存之根本。而各县的豪强们，也得保护他们的利益，毕竟地里的粮食，也是他们带领部民辛辛苦苦种下的。

不过，这样一场冲突，在没有外力掺和的情况下，胜利者终究是属于苟军的。没办法，拳头大，刀剑利，才是硬道理。

在冲突中，死了不少人，但规模实在不算大。还是得益于苟政的交待，少杀戮，只要粮，因此，下乡的苟氏部将们，也只是将那反抗的豪强部曲杀散驱逐，避免其影响苟氏军民的收割。

因此，发展到后边，河东乡野田土间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苟军的割粮队到之前，各地的豪强、农民都抓紧时间，抢收夏粮，等苟氏军民到时，便不得不进行规避，缩回堡寨。

等盛夏将至，夏收基本结束后，通过从各部收上来的汇总，苟军共得粮四万余斛，可以说，初来乍到，便狠狠地从河东诸县豪强百姓身上吸了一大口血。

加上此前的积累，以及北上之后的各种缴获，苟军所得粮食，不说坚持这一年，省着点吃用，熬到秋冬，总归是没问题的。

等到秋时，还有一轮秋收，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届时的产出要更多。夏粮都分一杯羹了，秋收之时，准备充分之下，就更不可能干看着了。

当然，还要不要采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苟政也在琢磨，那得根据情况来，怎么也得“包装”一下。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收取一份基本的“赋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鉴于此，在五月癸丑(28日)，苟政亲自写了一份《告河东军民书》，布告河东军民，对于那些有名望、有实力的豪强，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亲自携文登门拜访，表达龙骧将军的“善意”。

在《书》中，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标......

总结地讲，苟氏义军北上，是欲拯河东黎元于倒悬，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