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参与其中，获利不少，靠着食盐，苟政也从关西易得不少物资，这些情况，张琚也清楚。

众多迹象都表明，盘踞河东郡的苟政，绝不同于一般的流寇逆贼，这是一个见识长远、懂得屈伸利害的枭雄人物。

有鉴于此，在协助杜洪立足长安，稳定局势后，张琚便向杜洪示警，那时，苟政已在蒲坂屯有数千兵马了。

然而，张琚对苟政评价甚高，杜洪态度却分外不屑，甚至正眼看苟政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直言说，区区一土豪鄙夫，何值一提，甚至质疑张琚说：张司马世居冯翊，莫非怕家族财货有损，方劝我增兵防御？

这话自是把张琚气得够呛，忍着怒气与杜洪解释，最后在其力争之下，方才让杜洪松口，自长安遣两千兵，由部将周晖率领，增强蒲坂西岸河防。

然而，杜洪作为主帅都是那般轻慢的态度，又岂能奢求部下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呢？因此，兵马是增多了，但蒲坂渡军事防御能力的提升，却未必如表面呈现那般大。

相反，周晖率军进驻蒲坂后，还引发了与冯翊郡守备军的矛盾。周晖本为杜洪家将，颇有勇力，其统军的能力究竟如何暂且不提，但杜洪的骄愎却学了个七八成。

到蒲坂后，对原冯翊守军，是颐指气使，多有侮慢。若仅止于此，也就罢了，毕竟是长安来军，杜洪的威名还是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的。

但是，周晖影响到冯翊守军的“经济利益”，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时局艰难，物资匮乏，地方上，从军到民，日子都很艰苦。

河东这边，苟政以解盐为饵，吸引了不少关西商贾，聚于蒲坂，带来大量贸易资源。作为守军，自然能从中获取好处，过路费、保护费以及厘金总是少不了的。

因此，在过去的半年间，蒲坂的冯翊守军，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至少衣食能够得到基本满足。而周晖领军到后，接掌河防，立刻进行了强力的整治措施。

首先便以防范细作为由，控制两岸交易往来，禁止舟筏下河，开春以后逐渐恢复繁荣的蒲坂市贸立刻进入萧条，舟船禁绝，两岸声止。

这自然引起了冯翊守军以及关西商贾的不满，紧跟着，周晖又将逗留蒲坂西渡商贾，以“勾结敌寇”的罪名抓起来，尽缴其财货。

能够在这年头搞行商贸易的，哪个手底下没点本事与背景，有些商队本身就是关西夷夏豪右代表，周晖此举，显然是极其愚蠢的。

相比之下，为集军资，周晖又派兵抄掠蒲坂周遭士民，连一些百姓忍饥挨饿方攒下来的种粮也不放过，以至民情大沮，饥荒四起，逃亡无数。

张琚向杜洪进言，原也是想做个提醒，点明河东的威胁。目的也达到了，杜洪派兵，加强河防了，结果就派出周晖这么一人，搞的冯翊官军民齐怒，怨声载道。

周晖在西岸“严刑峻法”的同时，苟安在东岸，则遵循苟政的命令，默默训兵砺士，做着渡河进攻准备。而两岸交通断绝，也正好给各路苟军汇聚蒲坂，创造了一个相对隐蔽的空间。

为了避免引起周晖警惕，苟安也加强了对东岸河防的巡视，以免细作间谍地对新至的苟军，苟安都要求在蒲坂城东十里扎营。

西岸人情咸怨，军心不稳，矛盾重重，殊不知，对岸的苟军正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斩下他们的脑袋。

如果说有什么缓解两岸紧张关系的事情，那便是苟安派人将晋廷赐封苟政的制文，发往河西，向周晖表示，如今大伙同属晋臣，没必要搞得剑拔弩张。

周晖对此，惊诧之余，还真不敢等闲视之，命麾下登沿岸河堡而望，果见对岸渡头、堡寨，竖起了“晋”旗，似乎生怕隔岸之人看不清，“晋”字写得老大。

有鉴于此，周晖连忙派人去长安，将制文连同河东的情况，报与杜洪。

然而，就在隔日（二月二十一日）拂晓时分，苟安发动了突袭。从开春之后，苟政进行一波军事动员开始，苟安便自蒲坂军中，精挑细选的三百五十名长于水性的士卒，分批日夜于水中训练，熟悉水情，为此，便牺牲了二十几人。

而这些人，便是发起突击的敢死队。当突袭将士，忍着流急水凉，擦着夜色，凫水至西岸，并发起进攻时，正处在交接前疲惫期的周晖下属，根本反应不过来。

一直到敢死队冲进渡头营寨，放起大火，发出信号，混乱的渡口守军方才有军官组织起士卒，有了些抵抗动作。

在东岸，早已准备多时渡河主力，则在苟安的亲自指挥下，乘坐舟筏，向西急渡，以做支援。作为渡河主力的，乃是苟安统率的中坚营与苟顺统领的射声营，其他领军到达的骄兵悍将，除了苟旦之外，也没人跟他们抢。

苟安不仅是苟政委任的营前指挥（苟政“表”其为建宁将军），同时他与苟顺麾下（射声营），驻扎蒲坂最久，准备更充分，对渡头情况也更熟悉。趁着此前两岸交易，苟安屡次遣部卒伪装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