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陆羽下江西不久，朱元璋就给胡惟庸安排了个新差事——前往国史馆，帮着宋濂等人重修元史。

按朱天子的说法：上次修纂元史太过仓促，导致成书质量不佳，须得胡相坐镇审查，务必保证修出部严谨完备的元史。

初接这任务时，胡惟庸受宠若惊，心下颇是高兴。

要知道，给前朝修史，可不光是个历史差事，也并非文学活计——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

前朝离当下最近，最是影响今朝政治风向，是以给前朝修史，不光得确定好政治方向，更得把握好尺度，使修出的史书既能完整地概括前朝，又能彰显我朝全新气象。

是以，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给前朝修史之重担，都要落到当朝宰相头上。

而编纂前朝史籍，于宰相而言，既是莫大荣耀，又能彰名立威。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初修元史之际，李善长便兴冲冲等着主揽此务，却没料，这《元史》总裁官的头衔，最终落到宋濂、王炜头上。

这可把李善长给委屈坏了，委屈巴巴跑到朱天子跟前诉苦，说这事他李善长也能干得好，主动要揽这活儿。

可朱元璋却以“中书事务繁忙”、“文事亦非李先生所长”等理由，拒绝了这提议，自此之后，修史就成了李善长心头的一根刺。

也因这件事，胡惟庸自当了宰相后，压根就没指望自己能修上元史。

李善长尚且还是前朝落第举子，而他胡惟庸却连秀才都没考中，论文学素养还不及李善长，人家李善长都没资格，你凭什么能修元史？

因此，这回朱元璋将这任务交到他头上，胡惟庸顿觉天上掉馅饼，意外之喜。

胡惟庸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此举是朱天子是不想让他掺和江西之事，给他找了个活计。

可修史毕竟是留名千古的美差事，胡惟庸着实舍不得放弃。

前任李善长做不到的事，叫他胡惟庸做到了，这不更能说明他胡惟庸比李善长更强，是这洪武朝“第一宰辅”么？

至于江西那边——依胡惟庸的看法，陆羽还翻不起什么大浪，因此，胡惟庸将江西之事交代给府中管家，自己则一头扎进了国史馆，为这名垂青史的美差事殚精竭虑。

原本他以为，审核史籍这种事简简单单，可万万没想到，这差事简直就是煎熬。

倒不是他没定力，能一路熬到宰相，怎么可能没这点耐心？问题在于他跟宋濂、王炜那帮子文人，实在是骑着快马也赶不上？

宋濂、王炜那帮子文人平日修史时，是满嘴之乎者也，闲暇时候还要吟诗作对，寻章摘句……

更头疼的是，他们还老要拉上胡惟庸，让胡惟庸这宰相打头领先，率先赋诗起对，这不存了心叫他难堪么？

他胡惟庸肚里那点儿墨水，在陆仲亨、费聚这帮子武夫面前卖弄卖弄也便算了，搁宋濂、王炜等人显摆，不是班门弄斧、徒增笑料么？

是以，每次宋濂、王炜邀请他时，他就找借口尿遁，可这尿多了，到了后来，他都形成条件反射，每每一听到作诗，便不自觉尿急。

可若只是作诗倒也罢了，毕竟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可关键问题在于，宋濂他们所修攥的《元史》，也着实太难审了。

倒不是说这书有多深奥，而是书中所记诸多前元杂务，实在太乱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书中的前元人名，十之八九都叫“帖木儿”、“脱脱”之类，常会出现同一个名字对应不同的人，叫人难以区分。

更离谱的是，即便同一个名字，在不同地方竟有不同写法。

比如那“帖木儿”，有的地方译作“铁木耳”，又有的地方译作“帖木哥”，又或是“铁木尔”、“贴穆尔”云云。

如此繁复混乱的名字，让人看得直头疼，胡惟庸每每坐下来看几页，就恨得直要撕书，到了最后，他实在忍不住，找到宋濂追问缘由。

而宋濂对此直接将前元的第一手史料搬了出来，表示人家前元自家史料就记得这么混乱。

宋濂的解释倒也无奈，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个名字对应哪个人，贸然篡改怕会出错，最后担责，只能原样照抄。

对这解释，胡惟庸虽是无语，却也只能接受。

如此煎熬了一段时间，胡惟庸终是忍不住，随意找了个理由，摆脱了这差事。

这会儿，刚走出国史馆，回想这段时间受的折磨，胡惟庸仍是心头愤懑。

“往后这等事，谁爱干谁干去！”

正自心中暗骂着，眼前却迎上来一人。

“老爷！”

来人正是府上管家胡添，他此刻正要迎着胡惟庸上自家驴车。

胡惟庸一面上车，一面随口问道：“近来没出什么事吧？”

胡添闻言，脸色略略一变，似有话要报，但他并不急着答话，只缓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