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在六十年代有一个工分制度，这是一种记工的方式，男女老幼依据精力区划成不一样的劳动力，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是10个工分，女性的工分依据农事轻和重，分别为给与5到7个工分。

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自己家有男孩，因为男孩长大了就是壮劳力，一天就能拿满十个工分，女孩就不行，工分拿不满。

那些成年人多，壮劳力多的家庭，分配东西的时候，高高一大堆，令人羡慕。孩子多、劳动力少的，矮矮的一小堆东西，大人往往唉声叹气。

因此，那时村人的口头禅就是：分、分、分，老百姓的命根！

基本上每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村子里面的村长就会用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将一个村子的人给叫醒，有吹哨的，有敲钟的，有挨家挨户喊的，反正各个人都有各个的办法。

等村子里面的人到底，村长就会站立街中央，大声咳嗽两声，说上一句“别说话了”便开始派活。

“某某某，你们十个人去割麦，某某某你们八个人去拉麦，剩下的其他人和几个学生，全部去西坡小荒地里，到那再分配拾麦的、散芋头秧子的。”

村长一一点着名，凡长辈，名字后面加上大老爷、二大叔的称呼，是平辈、晚辈的就直呼其名。

派完活计，队长再就工作重点、具体要求进行强调。

小孩子也要挣工分！在孩子多的家庭反复争取下，周日或放假的时候，村子里面就安排孩子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为家里挣点工分，以便尽可能多地领到小麦、玉米等。

赶上星期天、假期，恰巧有搂豆叶、拾庄稼、散芋头秧等轻巧的活，村长才允许孩子们去挣点工分。

有的孩子年龄实在小，村长不乐意安排活，其家长便缠着队长照顾照顾。

村长日里万机，被缠得动了心思，便不耐烦地说：行、行！去散芋头秧吧，干不好，下回可不能再来了。

领受任务后，大家回家准备劳动工具，三三两两向干活的地点出发。

但是孩子能干的村子里面的农活也就那几样：割麦、炸豆时节，跟在割麦子、割豆子大部队后面，要么检拾散落的庄稼，要么将豆叶搂成一堆。

耕地前将土杂肥砸碎、搂细，以便均匀撒在待耕的土地上，在芋头垄里散芋头秧苗，摘辣椒，上化肥，上氨水，割草...！

这些孩子确实也能拿到工分，但是这些工分的价值连买酱油的钱都不够。

秦晓雅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夏天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父母去给半人高的玉米去上化肥。

割完麦子的地里种了玉米，满地都是刨起来横七竖八的麦茬，尖尖的就等着扎你刺你，必须小心翼翼躲开。

一行行玉米，手指粗的秸秆、嫩绿的叶子，渴望营养的化肥成长。

天气干燥炎热，穿行在棵棵玉米间，弟弟们娇嫩的皮肤一次次碰到玉米叶子，喇来喇去，火辣辣的。不一会，脸上、手上就喇起了一道道印痕。

秦晓雅带着弟弟们挎着盛有沉重化肥的篮子，大人用撅头每刨开一个埯子（小坑），秦晓雅和弟弟们就往埯子里仍一把化肥，大人放下撅头上的土块，埋上埯子，再踏上脚踩实松土。

如此配合，亦步亦趋。

走了二三十步远，篮子挎不动了，脚挪不动了，大人就先刨开七八个埯子，再回过头上化肥。渐渐地，二人转的搭档，就成了一人转独角戏。

倒背着手、跟在后边监工的村长看见，板着脸生气地熊道：小孩子太小，不能干，明天别来了！

秦晓雅的父母立即拉懒惰的孩子继续干活，陪着笑脸毕恭毕敬地说：“小孩子得歇歇，能干活、能干活！”

村长不高兴地走开了。一对一对搭档很熟练的上化肥，走在前面把我们甩得老远。

怎么办，只好走捷径偷工减料：有的刨开埯子，少放点化肥；有的把化肥往几个埯子里多放一点。

反正玉米多吃点化肥、少吃点化肥，不会提意见。一小把一小把用，篮子里的化肥消耗太慢，时间稍长实在挎不动。

糊糊弄弄大半天，人家干完了，秦晓雅一家也算干完了。

记分员拿着本子说：你们家不行呀，所以今天的工分是大人6分，小孩子2分。

你能怎么办...那个时候一工分大概值两分钱（当然各地情况不一样，只是参考一下），如果普通劳动，一个壮劳动力一天可以赚2毛钱。

但是秦晓雅家一天只有十八工分，就是三毛六分钱，这三毛六分钱要养五口人，说真的，太难了，搞不好，等到了年底，还要倒欠村子里面的钱，这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一年辛辛苦苦干到头，本来以为今年可以得到点钱给家里的娃娃买点布料扯一件小棉袄，布票都准备好了，拿了钱就去镇子上的供销社扯布回来做新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