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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市、西市……”

“槐市……”

于相府辞别刘舍，行走在尚冠里外的章台街——回自家魏其侯府的路上，窦婴心中，一时也不由感慨万千。

长安城，其实不止东西两个市集，而是有城内四、城郊五——共计九个市集，被称为：长安九市。

其中，城内的四市，各名：东西南北市，却是以横城门所相连的华阳街为界，笼统的分为：东市，西市。

——东市，位于横城门以内，华阳街以东，又分东市、北市；

西市则位于华阳街以西，分为主体的西市，以及南市。

后世那首著名的《木兰辞》写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于是有人说，木兰为了买齐自备军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跑，算是在城里转了个大圈。

但实际上，古华夏的市集——尤其是在同一座城内的几处市集，基本都是严格按照华夏封建历史之初，即汉太祖刘邦时期，针对商人所制定的严格管控制度来布局的。

刘邦曾说：农者，本也；商者，末也。

治国者，强本弱末，以固国本也。

乃使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别居另册，以为‘有别之民’。

翻译成后世人更能理解的大白话，就是从刘邦开始，华夏封建文明对于商人群体，除了价值观、道德观上的鄙视和谴责之外，也有了具体的惩罚措施。

如刘邦那句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商人不得穿昂贵的丝绸制品，不可以如官员、贵族那般乘坐马车，便是极为直接的社会地位压制，和生活权利剥夺。

但真正能体现封建时代，商人为主流舆论所不齿的，却是那后半句：别居另册。

何谓别居、另册？

——不与寻常百姓混住，而是被集中在一个专门供商人居住的住宅群，以和寻常百姓农户物理隔离开。

并且，为商人专门另开一册，曰：商籍；

再以一句‘士农工商’的社会价值排序，来确定商人‘百业之末’的低劣社会地位。

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让商人群体且是体会到：做商人和做农民，是真的有很大不同的。

做了商人，就没法和农户——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住在一起，而是要同与自己一样卑贱的商人成为邻居；

甚至就连户籍，也不再是普罗大众都拥有的农籍，而是膈应程度仅次于奴籍、囚籍的商籍。

这可太难受了！

尤其是在道德观念相对较高，人们对声誉、名望还十分重视的古华夏，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实打实能让人羞愤而死的！

刘邦打的，也正是这个主意。

——用别居另册，来对商人进行区别对待，让他们被羞辱、被社会谴责；

且不说已经入了商籍的那些人，是否会因此而困苦、难受——起码寻常农户看到他们的遭遇，就绝对不会生出弃农从商的念头。

非但不会有人弃农从商，反而还会十分庆幸：还好俺家不是商籍！

你看那些个商人过的日子，那是人过的？

我要是沦落到这个下场，早就自刎以保全祖宗声名，免得日后到了地底下时，以发覆面，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了……

当然，封建时代——尤其是如今汉室对商人‘别居’的政策实施，不单体现在商人的住所，也同样体现在市集的分布。

即：长安东西两市，或者说是东西南北四市，并非是分散位于长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四个市集，而是被扎堆设于一处，再以相对方位而得名。

类似于后世高级院校的南校区、北校区，听上去离得挺远，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以一条校内道路为界限划分。

说起来，如今长安的东西二市，或者说是四市，也颇有些《木兰辞》中所描写的意味。

四个市集，分别拥有不同的商品列别。

东市，作为长安最大——甚至比其他三市加起来都还要更大的主市，商品门类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酱茶醋布，柴米油盐，肉食、针线；

凡是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东市便无所不包。

也正是因为东市占地最大、商品门类最多、人流量最大，且人流量大都是底层群众，所以长安朝堂中央所裁定的死刑犯，几乎都是在东市外行刑。

如四年前，先孝景皇帝以‘入宫议事’的名义，将穿着朝服的晁错连哄带骗到了东市，而后腰斩弃市。

这腰斩弃市里的‘市’，在如今汉家便专指东市。

相比起东市，其余三个市集就有些查漏补缺的意思了。

——与东市毗邻的北市，因为更靠近横城门的缘故，其实做的多是批发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