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能够勉强完成，只怕也要刮地三尺，该得罪的都得罪光了。

若是完不成定额，那就等于直接得罪了太子，今后都不能得到重用了，说不定还会轻则致仕，重则问斩。

让吴甡没想到的是，太子还没说完：“从后年开始，朝廷岁入须稳定在三千万两以上，只有维持在这个水平之上，才能应付各方面的支出。”

薛国观表面不动声色地虚心听讲，心里暗笑：怎么样？你以为做太子的臣子比作陛下的臣子更容易？这回知道了吧？这次辅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更不是谁都能做上来还能坐稳的！

三千万两！

我的天呐！

比今年岁入要增加整整一倍！

要么太子说错了，要么老夫听错了！

薛国观开始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太子将这个数额说了两遍，才敢确定下来。

早知道是这样的重担，适才还不如找个理由溜之大吉算了，唉！

恢复心虚之后，吴甡觉得“好高骛远”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位太子爷了。

或许用胡言乱语或者信口开河之类的词汇更为合适一些，反正已经彻底偏离实际情况了！

三千万两，作为新任次辅，心里默念一遍这个数额，顿觉异常憋闷！

纵使吴甡历经风雨，起伏多次，今番遭到太子耳提面命，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皇帝拼命征收“三饷”，太子监国之初便免去三饷，加征“三税”。

这父子俩完全是两个极端，一个跟田农有仇，一个跟商人有仇！

自己这个次辅还真是个棘手的差事，若无太子的鼎力支持，做不了一年就得被赶下去。

想到这里，吴甡觉得事关己任，有必要提醒太子，决计不能麻痹大意：“殿下，臣老家就在扬州，自认为对商人性情略知一二。他地暂且不说，扬州商人善于钻营，喜好寻觅大明律之各种漏洞加以利用，且与地方官员素有来往，对朝廷政令一向漠视应对，臣非推脱责任，加征税费委实困难。”

吴甡也害怕这加征之事真的落到自己身上，届时对地方束手无策，对太子又无法交代，陷入两难的境地，那形势就不妙了。

当次辅不易，收税更不易，前者只须对付群臣，后者要应对全天下的商人和地方官员，难易程度决然不可相提并论。

幺鸡听明白了这货的托词，毫不在意地为其宽心：“爱卿放心，作为次辅，本宫不会让爱卿亲自征税。前任次辅做什么，爱卿便做什么。爱卿仅须坚决执行本宫的政令便可，具体征税自有人选。本宫对次辅之职仅有两个要求，其一，不得对本宫的政令提出任何质疑。其二，坚决彻底地执行本宫的政令。就这么简单，想必爱卿应该能做到吧？”

让次辅亲自去地方征税，这脑子得进多少只油炸蝗虫啊？

征税就分三个步骤，从本宫落实到内阁，从内阁落实到六部，从六部落实到地方即可。

每地的征税官自有高人担任，你们坐在京城给本宫数好银子就行，可千万别数丢了呦！

“臣定铭记于心，莫敢不从，敬请殿下安心！”

听到了太子的特别解释，总算让吴甡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这事总算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了。

既然太子看似胸有成足，那就按太子的意思来办就行了，不知道太子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那些奸诈狡猾的商人。

神宗皇帝征收矿税还要被群臣谏言，熹宗皇帝重用魏忠贤而被东林围攻，到了崇祯皇帝时期情况并没有任何程度的改观。

商人偷税被视为理所应当，朝廷正常征税反而被视为天理难容。

全国各地皆是如此这般，几乎是各行各业的商人都在联手对抗朝廷。

哪怕换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也难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吧。

对此，幺鸡想了很多，便推心置腹地对其透露一部分：“这便好，加征三税是大势所趋，无论困难甚大，阻碍甚多，都必须坚决予以执行。如今经商有利可图，务农食不果腹，经商者与日俱增，务农者日渐稀少，加之战乱与瘟疫的影响，若是长此以往，两位爱卿以为十年之后，在我大明境内还有多少人会种田？有何途径可支撑朝廷上千万两的巨额开销？珉无粮必乱，兵无粮必反！届时无须东虏来袭，我大明万里江山将不攻自破！”

到了晚明时期，农业在帝国经济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而财政收入依然主要依赖农业。

获利最大、利润最高的工商业反而缴税很少，甚至很多商人完全且长期的在不缴税。

大部分税收负担都压在农业人口上，贫苦农珉遭到层层盘剥，一年的收入往往无法应付税费。

在商业活动的不断诱惑下，农业人口流失严重，耕地荒废，田赋落空，帝国经济变得越发畸形。

余下的务农人员将承担比以往更大的税赋，然后更加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