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最具战斗力的军队都要独立，必然会联合到一起，至少也会形成一定的默契和配合，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是各自为战了。

按照史德威的想法，完全可以不必在意朝廷的意思，反正无论朝廷支持或者是反对，都不能提供助力，索性就像毅勇军那样甩开膀子单干了。

“北伐是一定要北伐的。”最先唱响“北伐”高调的张启阳，却表现的相当慎重：“洪承畴比多铎要厉害的多，需谨慎对待。”

多铎凶狠残暴嗜杀成性，又是清廷宗室，更有横扫山陕席卷中原的赫赫战功，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可一世，最终还是兵败宁城之下，连自己的脑袋都被砍下来了。

作为扬州血战和南京保卫战的亲身经历者，张启阳和史德威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不是毅勇军，更不是扬州军，而是新附军，是那些投靠了清廷的前大明官军。

正是这些个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成就了江南之战的转折点。

以刘良佐部为代表的新附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战斗力低下，从来就被多铎当做炮灰使用，当做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保全自己，这些个走狗们才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多铎，选择弃战而走，这才是多铎战败的关键因素。

那洪承畴本就是投靠了清廷的明朝官员，能够深刻体会众多新附军的心理，并且充分吸取多铎的教训。

成为多铎的继任者之后，不仅没有处罚那些新附军，反而用抚慰的手段收买其心。

为了避免重蹈多铎的覆辙，洪承畴善待新附军，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和地位，还对原有的清军做出了一项重大改革：取消旗兵原有的独立建制，将数量本就稀少的旗辫子兵打散，分散到各个营头，让他们和新附军并肩作战。

如此一来，高高在上的“满洲太君”就和汉奸走狗军混杂在一起了，再也不可能出现被当做是炮灰使用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一定会极大的提升新附军的忠诚度和战斗意志。

取消原有的名号，无论是旗辫子兵还是新附军，统一称为“征南军”的下属各部。

这等于是抹平了旗士兵和新附军士兵的待遇，大家不分彼此平等对待。

虽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但却表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除此之外，洪承畴还对多尔衮的“剃发令”奉行阳奉阴违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力推行，也不再其强迫地方上的百姓剃发。

如此一来，风起云涌的抵抗情绪就不那么强烈了。

洪承畴一改多铎时期的抢掠作风，非是严格执行清廷的税赋制度，不再用军事手段强抢民间物资，而是要老百姓们照章纳税。

所有的这些个手段，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稳定了纷乱的局势，逐渐在江北建立起了相对稳固的统治。

对于清廷而言，洪承畴的这些个做法显然是无比正确的。

敌之英豪，我之寇仇，本着原则，洪承畴已经成为一个比多铎更难对付的敌人。

如果说多铎是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猪，洪承畴则是一头狡猾的老狐狸，而且这个老狐狸非常懂得经营之道持久之道，明白在正式对江南发动总攻之前一定要先稳定内部的道理。

洪承畴的所作所为，或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平定江南，但却更加沉稳踏实，也更具威胁性，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这个时候贸然渡江北伐，显然不合时宜。

所以，张启阳才会发动“特战作战”，在江北极力制造混乱，反复的敌人后方袭扰，就是为了让对手无法安安心的发展。

“随着洪承畴的出现，北伐一事恐怕要演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现如今洪承畴的总体实力依旧胜过你我，又有庞大的北方作为大后方，而且正处于上升期，我方只能处于战略防守姿态。”

这是张启阳第一次明确提出持久战的观点：“短期之内，不具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所谓的北伐只不过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而已。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不断在敌后发起小规模的零星战斗，让敌人无法稳定。”

史德威不糊涂，很快就领会了张启阳的意图。

“我方虽无力和洪承畴决战，但却可以进行不间断的袭扰，疲之以敌，积小胜为大胜，不断的消耗洪承畴的战争潜力。”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史德威很快就懂了。

“眼下，我毅勇军已派遣四支先遣部深入敌后，并且小有收获，但却不足以改变局势，仅仅只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张启阳终于说起了此行的真实目的：“我意，从扬州军中抽调忠诚精锐之士，组成更多的先遣特战小队，由我亲自进行训练之后潜入江北。”

先遣特战队这种事，扬州军具有天然的优势。

扬州军的士兵，大多出身江北，是本乡本土的子弟，不仅更熟悉形式而且有更多人脉，可以更方便的进行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