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本文在部分情节上借鉴了晚明“投献”制度，所以在这里对晚明“投献”与本文情节设定做一些相关说明。

明中叶以后，土地“投献”之风盛行。

所谓“投献”，在投献一方，有“妄献”和“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妄献”，系指庶民田地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庶民竟然主动地把自己的田产投献给贵族，这种怪现象的出现，根源仍在封建特权制度。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

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或者“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有的权贵为了吸引农民投献土地，有时还以低于国家税粮额征收籽粒。云南黔国公沐府就曾这样做过，以致“投献者接踵”。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

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

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

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中叶以后，发展为“论品免粮”或“论品免田”。

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这里所讲的“优免粮”、“优免田”，虽然在事实上已具有优免税粮的性质，但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指的是“免役”。

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役的编佥对象有二，一是人丁，一是田亩。

来自田产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有赋役”，即因田粮而佥派之役。来自人丁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无赋役”，即不是出自田粮而出自人身之役。

《大明律纂注》云：“赋者田产税粮，役者当差。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

可见，不仅官绅本人及家庭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产也有部分或全部免役之特权。

在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

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国家法令，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

不仅官户本户如此，而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这样，官户便成了躲避国家赋税、徭役的渊薮，投献、诡寄、花分、寄庄诸弊随之而生。

不仅奸徒恶棍将有主之田投献官绅，而且“弱者率献田于其豪”，甚至庶民富户也“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

而徐阶案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海瑞第一次接触徐阶案，是在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海瑞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因江南水灾巡历上海县，查看吴淞江水患情况，同时允许农民检举乡官的不法行为，勒令退还被侵占的民田，并平反冤狱。

晚明江南农村的“投献”问题非常严重，海瑞当时所面对的案情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徐阶家族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主——奴”或者“地主——长工”，由“投献”这种土地流转形式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晚明当时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可以说是“合法”的。

第一种关系是“受献一投献”关系，从史料来看，主要表现为“主一仆”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徐阶的田产中有很大部分是通过“投献”的方式获取的。

有些学者认为，徐阶家族的主要资产来自于经商，是得益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环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