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虽存在运输成本高、不易长期储存、损耗大等缺点，但其简单和稳定的优势也十分明显。

洪永熙宣时期，国家库藏基本都是实物贮备，特别是漕河沿线的水次仓和京通二仓，都贮藏着充足的米麦等实物积存，这些征收解运来的粮食可以随时转化为军政物资。

即便有部分地区征解不及时、不足额，产生逋赋，国家也可以凭借原有的物资储备，在短期内支持其日常财政开支。除此之外，明前期国家对民间“活劳动”——“役”的直接差派，更是一笔难以统计的巨大财富。

这种以“实物——徭役”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国家维持统治基础的绝佳选择。

而永乐北迁后，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明廷不得不以“应天巡抚”为核心，建立一种新型江南财赋管理机制。

永乐初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江南大水，明廷除了大规模蠲免江南受灾田粮外，还先后多次派遣部院大臣赴江南府县治理水患，兼督农务。

而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了永乐至宣德初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管理模式。

最初的江南治水督农大臣并非一人，而是以夏原吉为核心的三、四人“领导小组”。

永乐元年四月，朱棣以嘉兴、苏松诸郡频岁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讫无成绩，遂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浙西诸郡治水，兼督农务。

两个月后，朱棣又命户部侍郎李文郁往江南辅佐夏原吉，“相度被水田地，堪种者趣民种之，后时者除今年租税”。

八月，又遣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户部尚书夏原吉，“使讲究拯治之法”，兼“督浙西农务”。

随后，夏原吉上著名的《治水疏》，并以此为纲领，组织十万民夫疏浚三江入海故道，暂时缓解了江南水患。

不过，永乐元年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夏原吉还朝复命时也承认：“水虽由故道入海，而旧河港未尽疏通，非经久计”。

于是，永乐二年春正月，朱棣派夏原吉再赴江南，疏浚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处，以大理少卿袁复为之副。

六月，又派出陕西参政宋性赴苏松协助治水。

“新三人领导小组”在江南合作历时近一年，至次年四月还朝。

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六月，朱棣曾派出心腹重臣姚广孝（道衍）赴江南赈济灾民，并肩负暗中考察夏原吉等人工作的使命：“太子少师姚公广孝还自浙，上首询公（夏原吉）政。姚公对曰：‘夏某温而不宠，威而不猛，古之遗爱也！”（《明太宗实录》卷21、22、27、32）算是对其工作的肯定。

而宋性还朝不久即被调任四川布政司，大概也与此有关。

永乐三年六月，夏元吉、袁复、俞士吉以及新加入的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四人受命再赴江南，赈济苏松嘉湖饥民。

临行前，朱棣谕之曰：“四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今旧谷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饥馁无告，朕与卿等能独饱乎？其往督郡县，亟发仓廪赈之，所至善加绥抚，一切民间利害，有当建革者，速具以闻。”（《明太宗实录》卷41、43）

可知，除了赈济饥民外，这个四人领导小组还肩负了体察民情的职责，具有了后来巡抚官的雏形。此行，夏原吉等人督理赈济，“发粟三十万石，给牛种。有请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赋者，原吉驰疏止之”。

俞士吉还疏请蠲免了湖州府六十余万石逋赋，不可谓无功。

不过，这次江南之行后，四人命运也就此发生了不同方向的改变，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江南治水督农官设置的定型。

永乐三年八月，夏原吉回户部接替病卒的尚书郁新，正式接掌国家财政大权。（《明史》卷149）

四年二月，回朝不久的俞士吉、袁复二人，因在江南治水期间“贪受货赂”事发，被左都御史陈瑛弹劾，下狱治罪。

结果，袁复死于狱中，而俞士吉则很快被释放，降为办事官，并再次被派往江南治水，当年年底竟官复原职。

不过，永乐五年，当俞士吉自浙江再次回朝时，并未认真汇报灾情民情，而是献上所谓的《圣孝瑞应颂》，曲意逢迎，引起朱棣反感，当即训斥道：“尔以大臣出视民瘼，既归，其民情何如，年谷何如，水患何如，未闻有一语，而汲汲进谀词，都御史行事固如此乎！”命人将颂词掷还。（《明太宗实录》卷51、56、62、67）

俞士吉遂被踢出江南工作组。

至此，永乐朝曾赴江南治水诸人之中，就只剩下了左通政赵居任一人，而赵也成为明代第一任常驻江南的专职治水督农官。

《明史》称：“初，夏原吉治水江南还，代以左通政赵居任，兼督农务。”

照此说法，赵居任从永乐三年八月起，即开始接替主持江南治水督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