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是一种似乎没有系统、正式的宣布过，但有元一代始终奉行蒙古至上主义，优待色目人，轻视汉人、尤其歧视南人，以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权和特权的制度。

在征服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南人之前，即忽必烈统治的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以充分考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确定，就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影响到元朝灭亡为止。

这些歧视性地规定被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与蒙古、色目人相较，政治上的民族差别极为明显。

元代四等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按族群等级任官，“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例外，但有元一代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据元史百官志序记载：世祖忽必烈时，“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权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

并且对这些机构官员的任职作了硬性的规定，即“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人都可入仕做官，也不是凡入仕做官的蒙古人都可以为长。“惜元朝之法，取仕用人惟论跟脚”。

所谓“跟脚”就是指“出身门第”。有“根脚”的蒙古人居官，往往根据他们家世的地位，来决定职位的尊卑。

成吉思汗时期形成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大怯薛家族，不仅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世袭万户、千户之长，并担任高级怯薛，成为元朝各代皇帝的亲贵重臣，他们都被称为“大根脚人”。

出生于这些家族的人，在元朝政府机构中总是位居省、院、台要职。所以元末叶子奇说：“仕途自木华黎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

法律，在中国古代是历朝统治者维护统治，推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到了元代，其推行阶级压迫的本质没变，只是增加了新的内容，维护蒙古、色目贵族的统治利益，即法律上保护、偏袒蒙古人和色目人，而汉人、南人则在刑罚方面远严于蒙古、色目人。主要表现在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表现在：

一、大宗正府设立及所赋予的权限，体现了民族不平等和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原则。

大宗正府，既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又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机关。

至元二年设立，置十员札鲁忽赤。三年，置八员。九年，降从一品银印，主要受理蒙古王公贵族案件的审判。属下监狱拘押的对象是“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者，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在逃驱口、轻重罪囚，及远边出征“有罪”官吏。每岁从驾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诸事，悉掌之。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卷87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致和元年有规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

据此，则北方除上都、大都地区蒙古、色目与汉人之间纠纷的案件归宗正府外，其余地区汉人、蒙古、色目词讼均归地方政府和中央刑部处理，江南地区的刑狱也归刑部审理。

顺帝元统二年三月，“诏：蒙古、色目犯奸盗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元史卷38

也就是说，到了顺帝时，政府又收回了刑部有限的对蒙古、色目人的司法权，归宗正府管理。

同时，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在中央大宗正府长从一品银印，较刑部尚书为高，又由蒙古诸王充任，蒙古贵族掌握了狱政大权。

地方上，路、府、州、县各设有蒙古管事官达鲁花赤一人，其权利凌驾于地方长官之上，也可以直接鞠勘罪囚，从而表明不少地方的司法权实际操纵在蒙古官之手。

用蒙古人断蒙古人的罪，结果不是官官相护，就是蒙古人袒护蒙古人。给蒙古、怯薛军、色目人等带来了特权及方便，不仅一般案犯享受“有罪部判”，或者“轻判”的特权，即使狱中重囚也往往享有特殊优待。

具体程序是：各省腹里各路重大案件上报中央，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审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书省刑部审核至于汉人案件，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处理，有时送大宗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