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规划书的内容很多，霍耀文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翻开起来。

坐在对面的利脱也不着急，喝着咖啡静等着看完。

这份规划书写的很详细，不过大部分都是对欧洲各国市场的分析，亚洲目前只有香港、台湾和日本

大约十几分钟过去，看了小部分的霍耀文把规划书合了起来放到了一边，好奇的看着利脱道：“上面写的很详细，不像是你回英国的这大半个月就能做好的。”

利脱耸耸肩说：“不错，我很早之前就有想开书商经理人公司的想法了，只是一直没有太多的启动资金。”

霍耀文沉思道：“欧洲那边我不清楚，但是在亚洲，在香港，想要成立书商经理人公司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

从50年代开始，香港市民的娱乐方式，除了电影戏曲之外，最多的应该就是看书了，这也促成了大量的作家诞生，每年香港出版的各种书籍就有上千本，这还不包括在杂志周刊，或者报纸上写稿的作家。

如果一旦成立书商经理人公司，为作家打理写的书籍版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那些出版公司和各大报馆的压力。

没有那个出版公司或者报馆，会想要去跟专业的书商经理人去谈价格，因为这样很容易陷入被动。

作家或许会念在情分上，在稿费或者分成上，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也是为什么金镛压他们报馆作家的稿费，无往而不利。

可换成了专业的书商经理人，分毫不让，就很容易陷入僵持状态。

这就是中国人情社会跟欧美利益社会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