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掠夺的黄金、白银和战略物资有价值多大，我给你们说说民国二十年夏天长江流域、扬子江流域大水灾及救灾筹款情况，你们就有一个对比。民国二十年七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江淮流域八省受灾。汉口堤防因此溃堤，汉口本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点来源，执著于剿共的国民政府，军事消耗早已让财政捉襟见肘，这次水灾、尤其是汉口等重点税源地受灾，让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重灾区灾民就有2500万以上，多少民众流离失所。国民政府因前期内战频繁，国库空虚，财政赤字严重。在无力救灾的前提下，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国际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钱款救灾，从这年夏天到年底才筹集仅仅6000余万救灾款。从救灾筹款来看，就知道九一八事变该让东北、中国损失有多大。”

“区区三百人的一个关东军大队就敢进攻一个装备精良、兵力八九千人的独立旅，进攻数十倍于己的军事重镇沈阳，这无疑是胆大包天。然而却让他八个小时得逞，这狂妄大胆的背后，无疑是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军乃至国民政府恐日心态、恐日政策的准确分析与把握，是日本关东军对张大帅、张少帅这种消极保存实力的军阀心态的准确分析与把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确分析与把握，日军少壮派才敢于以小博大。”

“东北三省的丢失，让东北民众流离失所，逃入关内的居无定所，妻离子散，留在东北的也是水深火热，日本迁移日本国民到东北，以极低的价格强购东北农民的土地，甚至是直接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不知有多少东北农民因此流离失所。还有，东北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优质大米，日本人根本不准他们吃上一粒，全部都要上缴，只能吃高粱米和玉米，连高丽人都能吃大米，东北民众民不聊生。”

说到这里，胡立德痛苦地用双手搓着脸庞，用低沉悲伤地声音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杨安看到了胡立德指缝中晶莹的泪光，叶茗、于满屯、戚大贵都跟着唱了起来，伤悲落泪，杨安也跟着哼了起来，性子冷淡的他双眼也满是水汽。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时，从小没了父母的戚大贵伏在桌上嚎啕大哭，用沙哑的嗓子喊道：“爷爷、奶奶，我还活着，你们要好好活着！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

胡立德拭去脸上的泪水，拍了拍戚大贵的肩膀，安慰地说道：“五年了，小日本不会就这么下去的，我们要准备！准备打回去！”

听到胡立德讲述这几年搜集的消息，听到日军在东北海量的掠夺，杨安心中震惊不已。他没有见过坦克、大炮，但仅从黄金、白银、粮食、木材、煤炭等现金和物资的数量与救灾筹款来比，这个财富巨大得让人不得不咋舌！一个北大营就有边长四里多的一个正方形营地，只驻扎一个不满编的旅，装备至少20个整编师的大炮、步枪、手枪、弹药，这该堆成多大多高的一座山，这该用多大的仓库、多少个仓库来存放。杨安实在不敢想象这事件，如果他知道什么是坦克、大炮，还不知道该惊成什么样。也难怪当初全国民众一起都对少帅张学良和东北军口诛笔伐！

于满屯、戚大贵、叶茗也是震惊不已，他们这才知道，他们连队曾经的灵魂为什么会选择武汉，这几年胡立德只是一个码头搬运工，却从各种渠道搜集了这么多的信息。面对国仇家恨，他每一次搜集“九一八事变”相关的消息，无疑是往心灵的创伤上洒上一把盐，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叶茗终于知道丈夫为什么不苟言笑了，左手搂住了丈夫的腰身，希望籍此给他一点安慰。

叶茗往大家的杯子里加了加水，胡立德略微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回来，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失败，奉系获胜，段祺瑞执掌“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北平政权，张大帅没有遵守“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师进入北平，在实际上控制了政权。据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伤亡有五万之众，直系军阀长城防线九门口战役，是最为惨烈的战斗，这个军事要地在20多天双方反复争夺，双方死在这个地方的人竟然一万多人。”

“我哥哥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小学老师。从日本进修回来，我就与哥哥说过日本的情况。他说自从辛亥以来，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一直未中断过。世界列强纷纷把手伸入中华民国。他就说了一个成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认为日本虽然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