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满屯一边讲一边看了看胡立德，看到他并没有阻止的意思，便接着讲了下去。

“在民国初年，正式工人是有箩籍的。何为箩籍？以前，码头上都是用箩筐转运货物，也叫挑码头或是扛码头，固定工人的权利就叫箩籍。一个箩籍，就是一份固定的劳动权利，还可以转让和出租，肥码头的这种劳动权利甚至可以卖到一百块大洋以上。而最低等级的是散工，也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常年性的散工，主要来自失业的工人、城里的穷苦人、流浪至此的农民以及城里的一些混混，还有其他流离失所的苦力，另一类季节性的散工，来自附近的农民，农闲时为了增加收入来做苦力。散工群体来历复杂，他们的人性也是最复杂的，这里面也是龙蛇混杂。”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在汉口这一百多个码头也是有势力划分的。码头的东家是最大的老板，也是最大的势力。当然，势力再大，也大不过官，正所谓‘民不与官斗，官不与军斗’。但是，他们也离不开码头苦力，也离不开码头苦力背后的帮派。码头苦力因为义、利汇聚在一起，那就有了利益之争。有了利益之争，抱团才能力量更大，才能争取更多的利益，这就有了帮派、圈子、团伙，也随之有了帮派文化、圈子文化、团伙文化。在汉口，码头被青帮、洪帮把持着，还有各类地方性团伙、帮派，码头苦力对这些势力都有着依附的关系。这码头工人有本地的、本省的，就有了阳逻帮、黄（陂）孝（感）帮、咸宁帮。还有，因为灾害、逃难、避祸等原因而来的外省农民，这就有了河南帮、湖南帮、江西帮。像我们三兄弟都是洪帮的，没有洪帮，我们怕也是难得讨生活。”

上次，胡立德并没有给杨安讲这些，是因为不想让这个单纯的孩子获知这个年龄段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听到满屯叔平淡地讲述，杨安心理很是复杂，不知道他们三个东北人是如何在这里立足和生活的？叶茗是武汉本地人，但出身书香门第，这些对这个单纯的中学教员来说，也是十分的新奇。她还好奇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带着两个亲兄弟，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武汉闯过来的。这两个听众都听得入迷了。

看着叶茗、杨安这两个人听得这么专注，于满屯兴致盎然，接着说了下去。

“码头上的各类势力，因为历史的因素和沿袭的习惯，就有了一种无形的地盘和利益的范围。这种习惯、地盘和利益范围没有明文规定。‘人心思定’让它们能够稳定一定的时间。不管是帮派也好，还是码头苦力也好，为了码头的运营秩序，都有‘各守地盘’的习惯，不准相互侵犯。”

不知是什么原因，胡立德并没有阻止于满屯讲述码头的江湖。

“来，先喝口酒了再讲。”戚大贵看着满屯只顾着说话而提醒道。三个东北汉子喝了一大口酒，于满屯又吃了一大口菜，边吃边接着讲述。

“当然这种稳定有时也不一定会维持多长时间。由于码头人多事少，还有利大利小，加上有的帮派有了野心，就会出现有人为了利益捞过界、抢夺工作权的问题，这种稳定自然会被打破，这就有了‘打码头’。打码头往往是械斗，往往会出现群死群伤，就是连码头的东家都难以制止，即便是洋人也难以制止。可见，码头苦力的命运之贱啊！扛码头本就是苦哈哈的生计，为了讨口饭吃，苦力打苦力，码头苦力的性命也贱啊！”

“我们三兄弟刚来那会就碰到有人打码头。在这个码头，我们是最低等级的散工，本来可以不参乎这事。但老大不想这些穷苦人成为利益争斗的牺牲品，不希望穷苦人无辜地死伤。于是老大让我和大贵在前面刺杀冲锋，他来善后。那天，他还偷偷地带了一支驳壳枪。”

“那天晚上，在租界码头，工头正和苦力工人们商量着如何应对前来打码头的事。这时，只见一批二百来人的码头工人闯进了码头货栈栈棚，拿刀的、拿棍的、拿扁担家什的都有。双方的工头刚说了两句火药话就要开打，看到后面老大的手势，我和你大贵叔一下子迅速冲到前面，拿着木扁担当步枪使，几个‘突刺’、‘防刺’、‘垫步刺’、‘砍劈’动作很快刺翻了十几个人。我们是经过军队正规训练的，这些工人哪是对手。对方帮派的人看着我们俩出风头，就把我俩当作‘出头鸟’给围了起来。这样，也吸引了我们码头工人的眼光，这场械斗就成了看我们俩人表演，这就二十几息的功夫，躺下了将近三十人。我们的‘刺杀’表演真是痛快！要不是老大让我们控制力道，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倒下，当然搞不好就会有伤亡了。”

说到这里，于满屯一脸豪气，戚大贵也是难得一脸自得的表情，胡立德面色不咸不淡。杨安、叶茗却是一阵心惊，担心后面不知怎么收场。这时，又听到于满屯继续讲述。

“但是，这样下去，我们最后也会有力尽兵败的时候。这时，‘叭、叭、叭’，只听见三声枪响，全场的人都狠狠地惊了一下，全部停了下来。械斗是不允许动枪的，这主要是防止械斗升级，事态不好控制，这也是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