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和苏联（苏共）的关系因为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件破裂。然而，日本退出国联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日军在中国东北、内蒙的行动，引起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警觉。民国二十三年，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失利，军事力量十分弱小。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阻止和牵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侵略，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国民党，而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这个战略考量，民国二十四年春，苏联同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当年底，国民政府派陈果夫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民国二十六年正式公布）。

蒋介石早年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留学，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看到日俄侵华的野心，题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赴日留学归国后，投身民主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民国十三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至此进入国民党军政中枢，崛起于民国政坛，相继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执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蒋介石熟悉中国历史，深谙封建帝国“攘外必先安内”之道。从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执著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执著于剿共。蒋介石与日军有过多次交锋，屡受其辱，对日本恨之入骨，早已誓雪前耻。然而，他认为民国国力贫弱，远不具备对日开战的条件，需要隐忍，积蓄战力，而中共却是心腹大患。因此，消除国内隐患成为蒋介石主导的大事。然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一次又一次把蒋介石推上了风口浪尖。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出于对蒋介石不抗日的痛恨，晨光报记者孙凤鸣准备在蒋介石和与会代表合影时行刺。碰巧蒋介石迟迟不露面，而同样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差点成了替死鬼，孙凤鸣等之不及，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连向汪精卫连开三枪。这件事对蒋介石触动很大，让他意识到抗日的时间紧迫性，如果再不抗日，将会成为全国民众的公敌，此后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迫于苏联提出中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一年底，蒋介石开始派人秘密与共产党接触。但是，国民党反共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团，递交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斯大林同意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重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致蒋介石书》，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对中共方面的呼吁置之不理，先后于十月上旬、十二月上旬亲赴西安督导剿共。在张学良、杨虎城进谏放弃剿共团结抗日失败后，这就有了十二月十二日的“兵谏”，也就是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与蒋介石见面，蒋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南京谈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至此，全国民众都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民众想像那般顺利和平解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对张杨的训词》。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签订的六项协议公之于众，敦促践行。在这份声音中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由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

声明发表后三天，国民党何应钦下令中央军进攻西安，企图再起战端。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五日，杨虎城通电南京政府，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萁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不悔。”

三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停止内战通电》，披露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以“拥蒋”为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接亲日派的进攻。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这才真正同意坐下来谈判和解。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