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严格，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弊端一看便知，比如钱老爷和车夫的娘子通奸一事，按宋朝法律来说通奸罪是亲不告官不究，奸从夫捕。也就是说如果丈夫不告，甘愿戴绿帽子，是没人会管闲事的。

毕竟现在理学未兴起，民风可以说是相当开放，远远不到明清时期偷汉子浸猪笼的程度，狭义上的贞节牌坊这一清代特产也要五六百年后才成型，这个年代离婚再嫁寡妇改嫁都是常事，没人会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来看。

比如赵枢隔三岔五就要损一通的司马光就主张让女性读书，曾说：“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范仲淹也曾主张给改嫁寡妇生活费。

即便后世遗臭千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只是程颐跟人聊天时随口说出，并未大肆宣扬，只是他的弟子像孔夫子弟子编《论语》般将程颐的话写在了书里，直到几十年后才被朱熹翻出来当宝贝大肆宣扬。

然而并没有人理他，这套理论经过神州陆沉才被人慢慢接受，并一发而不可收。

这句话要结合时代特征来看，现在的社会风气对赵枢这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都有些接受不了，尤其是男性，那些文人才子们按赵枢的道德观来说都可以说是臭不要脸。

而且是自上而下的不要脸。

下至市井小民，上至官家相公，几乎是个人就爱去青楼狭养妾狎妓。

比如他老爹……和李师师那点破事儿就不提了，流传千年的风流韵事。

再比如苏轼，大才子之名就好似一块磁石，吸引的是各地的风俗从业者，经常跟人互换妾室，这个行为在现在也是常事，跟换件衣服差不多，赵有奕提出跟赵枢换妾室其实在外人眼中是很平常的事，引起赵枢的强烈反应反而令人意外。

说回苏轼，据说他出门动辄上千妓女相陪，今上宠臣之一梁师成就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虽然大家明面上都不屑讨论，但就赵枢所知，大家私下里都觉得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毕竟苏东坡的私生子数量恐怕比他写的词还要多。

而此时淫词艳曲也大放异彩，比如柳永便是其中大手子，曾作一首《蝶恋花》记录与情人幽会，下半阙可谓淫词代表作——“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

男人如此，女人自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曾巩的弟弟曾开官至宰相，他的妻子魏夫人是后世可与易安居士相提并论的大才女，这位才女便举办过诗会与男子同席，所作《系裙腰》“灯花耿耿漏迟迟。人别后、夜凉时。西风潇洒梦初回。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锦屏绣幌与秋期。肠欲断、泪偷垂。月明还到小窗西。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更是擦边球打的飞起。

像易安居士那般自幼游玩饮酒，更是后世所罕见的，但现在确是平常得不能更平常。

如此开放的社会风气，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刺激。

如此刺激的社会风气，莫说程颐那种正统道学家，就是赵枢都时常觉得荒谬，他在京中那群贵族狐朋狗友就有不少极好此道，便是洁身自好者也大都有几个固定的青楼大家作为榻上互相学习人体结构的伙伴。赵枢这个不近女色的反倒是个异类，一来是事情太多，二来是怕得病……

他完全不信任那些当不了良相的半吊子书生能是良医。

所以说程颐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以理解，明清理学的兴起和对人性的压抑可以算是对之前人性放荡的一种矫枉过正。

还有一点，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要求妇人守节是完完全全的曲解，程颐的原意是男女都应为对方守节，而男权社会的言论主导者们自然把对男性的要求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扯得有些远了，总之，在这个年代，放在这事上，车夫大概率就认倒霉了，说不定钱老爷给几贯钱还能享受到绿帽子王铺床推屁股的服务。

即便车夫告官，赵枢也不认为会有什么用，看钱老爷在牢里依旧山珍海味盖着“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还有藏青色……不对，没有藏青色古铜鼎，只是看这牢狱间的宽松，就算知县按“折杖法”判他十五脊杖，恐怕也就是挠痒痒般打十五下回家该干啥干啥。

当法律失去警示人的作用，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了。

不过……

“不过，此事已经不是简单的通奸，钱厚文啊，现在可是出了人命，既然你找人问过刑罚，那总知道杀人该当何罪吧？”

“大人，小民真没杀人，知县老爷都问过了……”

“可陈吕氏的确在你家院子的床上被人捂死，你终究难脱干系。”

“捂死？她不是被勒死的吗？”

“你怎么知道是被勒死，这也是你家人告诉你的？”

钱老爷一时慌了，连忙把头磕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