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衮衮诸公的针对性批判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骂街归骂街，残酷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毕竟文人虽无用，但也并不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

确切地说不止文人的节操可有可无，就是文人这个群体本身，就像树叶上的露珠，雨后的彩虹，鞋底上的logo，板砖上印的supreme，是不错的点缀，实则没有半分用处。

而且骂街就像清流们坐而论道，儒家大师们吹牛天下第一，话说的一句比一句好听就像小嘴抹了蜜，然而再好听的废话依然是废话。

吹牛是不能强国的，就像弄拂尘不能强身一般。

五千年历史中吹牛最出名的便是张大儒，吹了四句成为文人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惜张大儒一生一事无成，不仅这四样没能做到一处，甚至连自己的本职教书都教不好。

而后世的文人们一生的目标也不是做到这四句话，而是成为说出这四句话的吹牛者，虽然一生一事无成，但却能靠说些假大空的漂亮话名垂青史。

不信？就像二十世纪前半段的民国大师，后半段的的河殇派，二十一世纪的文青们一样，天天把酸话挂在嘴边，口水比陈年老醋还下饺子，然而连《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第一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都做不到。

噗嗤……滑天下之大稽。

问题不大，文人最牛的就是给自己编故事，再提一嘴明末的文人们，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疯子拿着棍子要造反，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给皇帝献毒药造反，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儿要造反……

东林党们编故事的水平是真不行，这些段子怕是三岁小孩儿听了也只是噗嗤一笑。

最神奇的是这些三岁小孩儿听了都噗嗤一笑的段子竟然还真被记载了史书里，成为了东林党了不起的功绩，吹嘘的资本，上位的垫脚石。

而这些嘴上整日挂着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们剃头速度比百姓快千百倍。

习惯就好。

虽说大多数文人靠吹牛编故事过日子，但还是有少数实干家推动历史的发展，比如千古一相诸葛村夫，当然，诸葛丞相不是纯粹的文人，甚至早期职位是武官，这不重要。

再比如和张大儒同时期的王安石。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上找一句文人圣经的话，那横渠四句确实当仁不让。

但前边说了，这纯粹是废话，如果要从历史中找出一句经世致用之言，那一定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扣上奸臣的帽子长达九百年，还成为靖康之变的间接责任人。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不存在的，自古以来变法主导者大都生前骂名不断，身后被刨坟掘墓挫骨扬灰者也不在少数。

从这个角度来，王安石又是极其幸运的，在世时虽说变法受旧党打击不断，但与神宗二人君臣一心，可以说是低配版的先主与卧龙。死后哲宗徽宗二人也是新政的超级迷弟，终北宋一朝，直到赵桓那个二杆子上台才剥夺了追封的爵位。

历代改革家如此胸怀和奉献精神特别像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们，但赵枢这个两辈子都没吃过苦的假无产阶级自然是不愿意干这种舍己为人吃力不讨好的事，摘桃子可以，却绝没有做种树人的觉悟。

当然，这并不是说赵枢是一个民国大师般口若悬河谈天论地指点江山却毫不为人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毕竟是生长在红旗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个人品德自然不能以对齐毫无下限的民国大师为下限，在保全自身之余，赵枢是希望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贡献的。

毕竟他两辈子都不是小布尔乔亚般无病呻吟的文青，骨子里刻着《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第一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不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保存自身为前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若非如此，赵枢有更简单的方法制止靖康之变，前面说过不止一次，靖康之变不是因为北宋国力弱于金国，更不是因为军队战力太差。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北宋内部以徽钦父子二人带头全体互相拖后腿，以至于做错了那期间所有重大决定，才被女真钻了空子，在没有武力攻破一座有成建制守军城池的情况下对北宋的行政中枢完成了斩首。

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肉体毁灭自己在这个时空的老爹和大哥二人，从源头上杜绝靖康之变发生的可能性。

这个方法不仅直接，而且可行性极高，以赵枢前世的生化知识来说当个合格的医生差了十万千里，但制作点慢性毒药，让一个人不明不白地死去还是不难的。

毕竟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感冒都是经常死人的大病。

但这么做也有几个难点。

一自然是隐蔽性，这几乎是同归于尽的招数，投毒本身不难，但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