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正绫和天依在周近高姓聚居的乡村地区的调查持续了两天左右。根据两天时间里面她们对众多村镇、里集的走访，天依发现在自己和阿绫的建议下，左内史和大农令在渭北做的试点效果非常好——高姓一族许多人已经被官府广泛地发动起来，停了自己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种植业，闲置土地，在上面种植过冬的牧草。等冬天一过，他们便在市上买牛羊过来，在布满牧草的田亩上繁衍生息。左内史部的官员们向他们画的饼很大——他们将两位海国夫人的预期向人们复读着，说地力有尽，又无亩产上千的肥料，在这个情况下隔几年种粮食、隔几年种草繁殖，草和粪便能够将地力给恢复起来。再加上农牧轮作的利润高，官府又有优惠，许多胆大的人都选择了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当然——任何活动中都有保守派。也有人不听不闻，仍是在地上种植冬季作物，准备来年收割的。天依不敢向他们断言跟着官府种草养畜就一定好，因为到底哪种好、哪种不好，得需要几年时间来实践。她们说了不算。

虽然农牧轮作弄得红红火火，就这个冬季来看，算是具备了一些规模，但随着信息的进一步堆积，二人的心情并没有很好——因为农业制度的创新在高姓氏族这一块，伴随着一种让人难言的现状：

所有响应左内史——其实是响应被左内史说服的自己族公的号召，跟着他们部分或全局地变易农业制度的高家人，尽是富有的农民，或者说新兴的各种各样的地主。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连田阡陌的地主。稍富有一些的农民，还是感觉自己的家力不够，或许不能跟着这帮人胡来瞎搞。依绫二人采访过的许多有条件种草而持保守态度的农民，有大半就属于这些富农，虽然地主当中持保守态度的也不少。

这尚是富农。而贫农和中农，则对此事完全不关心，或者说居于一个看热闹的位置。他们并不是不想搞，事实上，许多贫农见大地主们养羊养猪，都想自己试试——毕竟自己也已没有更多可失去的。若是搞失败了，无非也是自己欠的债更多一点。但问题就在于，当前的社会秩序并不会提供让他们自己做的机会。就连食高利贷者也不想就这个计划放给他们三铢钱——一个贫农要跟着搞轮作，自己首先得购回至少几十亩的土地，再琢磨买牧草、种植养护牧草、买进小牲畜等事项。但是连最起码的回购足够畜牧业发展的土地，他们都无财力能做到。一个贫农如果想借此筹款，断是不会有人借给他的。

富贵贫贱的众口之言向二人昭示着当前现状的一点隐患，就是生产力虽然或许可以促进，但此地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富农和地主掌握优渥的资源，使用新的生产方式运营他们的土地，导致的结果是利润增加；贫农和中农则会被他们远远甩在后头，成为生计的被决定方，且土地有进一步被兼并的危险。这意味着此次关于农业结构改革的尝试，并没有给贫下中农带给什么更好的好处，往小了说是与他们无关，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而往大了说是他们甚至会被坑得更惨。

这种生产方式的革新导致的贫富差距恐怕并不会使社会更加稳定。就天依来时的经验，在她们社会的近几十年中，犯罪率和贫富差距是一并增长的。虽然两个数据之间或许并无直接关系。但古人此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毕竟也不是一句空话，何况农民的生存资料长期来看还会下降。

这种趋势就算她们打个马虎眼，将其放过去，开展轮作的实验也会被制止——西汉朝廷在结构上应该反对的便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扩大，因为这个过程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基石：自耕农人群。训练有素的材官骑士、稳定供给的田赋，都有赖于拥有自给自足的生产资料的自耕农的供给，而不是吃饱喝足后就开始想方设法脱离朝廷控制的地主，以及他们控制的、劳动成果多被地主掠去的、饥饿无力的贫农。到目前为止，朝廷还没有完全成为地主的守土官长，而同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利益冲突。这一点从晁错向朝廷上疏的若干意见中便可见之。

王莽的改制也带有一些纠正这个过程的尝试。他试图将土地制度恢复回井田制，便是想通过分配大土地，让天下大部分农民重新成为旱涝保收的自耕农。虽然他的新政失败了。

如果汉武帝是一位对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动荡相当敏感的君主的话，只要他想到了这一层，再观察到农牧轮作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他就会马上终止这一实验，就算它能够提高土地的肥力，促进生产、改善农业结构。稳定大于一切，如果新政会导向不稳定，它再有若干好处也会被暴怒的君主一口否决，而提出这些建议的左内史、大农令、依绫等人，或许也吃不了兜着走。

到调查结束的时候，基于上述分析，天依发现自己改革农业的建议无意中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未来她们想在汉地长久地生存下去，必须从这个坑里跳出来，为大部分农民提供一条致富的新路、活路。这不仅仅是农民的生路，也是自己的生路、生产方式改革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