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问题，并不是皇帝下令就能够解决的，即便是像嘉靖这种手腕过人的皇帝，在对付臣子们的时候，也会选择在臣子中间制造矛盾，来实现分化制衡。

所谓的‘阉党’从来都是文人们故意制造的污水，因为它更应该被叫做保皇党，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保障君权不被压缩，而大臣们则下意识地希望将君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也也会有意识打压保皇党。

宁渝作为开国君王，他有枪杆子在手，所以不需要内廷太监来作为帮手，光凭借自身的手段就可以将大臣们压制住，但是这并不是常态，像士林派对勋贵派的打压，就是一次尝试，而宁渝要做的不能仅仅只有制衡，还需要保障君主的超然立场。

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天皇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么久的传承，并不是因为天皇有多么强大，而是天皇根本没有权力，所以才会被人所容忍，才能保持足够超然的地位。

宁渝当然不会甘心去做那样的有名无实的皇帝，因此像这种自我削弱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被彻底否决，而能否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则是对现状的一种思索。

“崔卿，朕以为党争无法避免，限制党争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反倒会使得这种党争演变成为更加隐蔽化和残酷化，于国家不利。”

崔万采轻轻叹口气道：“陛下，历代君王无不思索这一难题，可是至今未得良法。”

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子，只不过崔万采并没有明说。

法子也很简单，即明朝的厂卫制度和清朝的密折制度。

作为一个天子而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对事物有足够的分辨能力，可是因为皇帝地位太高，无法时时接触底层，也就被人天然形成了一层信息的隔绝，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消息，都是被臣子们给粉饰过一遍的，导致皇帝没办法了解真实情况。

就好比赈灾，对于皇帝来说，这件事好像很简单，无非就是出现灾情的时候，底下的大臣们呈奏灾情，然后一级一级转达到皇帝这边，然后皇帝一看不得了，得赶紧赈灾啊，然后就根据奏折呈奏的情况拨付赈灾款，然后一级一级下发，灾情缓解，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完美。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能够接受到的信息很少，表面看他能够拥有很大的处置权，可是处置是否得当，是否应该这么处置，下次有没有改进的地步，这些他都不会知道，皇帝能够知道的就是底下人呈递上来的歌功颂德的文章。

可实际上，当大臣们串通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就会变得很可怕。

因为国家非常大，每个月甚至是每天都会有人汇报灾情，有人为了贪腐，会故意夸大赈济规模，好从朝廷多拨付银两，如果朝廷每场灾情都完全听信下面的汇报，足额拨付赈灾款，就会导致国库钱财迅速流失，等到真正遇事情以后，反倒就没钱可以拨付了。

因此，当党争变得逐渐恶化的时候，皇帝就只能听到两边大臣对彼此的无底线攻击，很难分清双方谁说的对谁说的错，也没办法进行有效的处理，怎么干都是错，怎么干都是昏君。

怎么办呢？靠皇帝自己掌控的厂卫吧，靠底下忠心的大臣们的密折吧，虽然这些办法也不能彻底控制，可是好歹能够让皇帝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

但是，这些好制度对于大臣们可不一定了，特别是那些平日里喜欢胡作非为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在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时候，被一封密折给告到了诏狱里面去，因此所有的大臣们，都会下意识联合起来打压厂卫，打压密折制度。

崔万采之所以不说这两个法子，并不是因为他对皇帝不忠，而是因为他不能说，尽管皇帝心里很清楚，可是一旦由他主动说出来，那么所有的官员都会视他为敌，这个首辅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

不过恰巧的是，宁渝知道这两个法子，可是他并不会把希望单纯寄托在这个上面，因为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其实都说明了问题，那就是厂卫和密折，到了后期作用就基本无效了，再难发挥出他们应该有的效果。

宁渝微微沉吟了一番，“崔卿，眼下我大楚正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若是以过往常理去看待党争，只怕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你明白吗？”

“工商大兴......臣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崔万采微微叹了口气，在面前这位皇帝的扶持下，工商大兴已经不再只是一句空话，在南京、上海、武汉乃至于其他的许多地方，都已经有许多工业开始拔地而起，而蒸汽机、织布机的运用，也几乎改变了过往的一切生产方式。

像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无地农民都选择走进了城里，走进了工厂中开始日复一日进行劳作，虽然相比起过去要劳累许多，可是赚取的钱财也不是种地能够比拟的，甚至还有许多半大小子都进了工厂讨饭吃。

至于传统的农家土布，也开始在蒸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