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反战场上，盟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但中国战区却是另一番状态。

抗战坚持到如今，尽管国民党政府此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1942年1月，世界上26国反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跟着同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同时，国民政府还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和美元贷款。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似乎已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

但嗣后的中国抗日正面战场，打的实在是差强人意，甚至沦为了国际上的笑柄：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致使豫湘桂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在战役进行的8个月中，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可谓惨败，败绩甚至超过了抗战初期！

这场战役，给国军敲响了警钟，也让其坐等胜利、不思进取的腐朽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而其更严重的恶果是，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不仅导致了国内的巨大损失，还反映出尽管部分换装美械的国军作战能力依然低下，造成了重庆政府公信力和国际信誉度的下降，从而使美、英两国开始轻视蒋介石政权，认为其力量不足以击败日本侵略军，于是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不仅随意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还在战后利益的分配上完全抛弃了中国。可以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扒下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外强中干的遮羞布，狠抽了重庆方面一记响亮的耳光，国际地位由此直线下降。

可即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党仍然坚持“防共甚于防日”的错误方针：为防范共产党和八路军，国民党军不惜以胡宗南部40万大军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不仅如此，就在河南战役即将开始之际，居然从第一战区抽调部队用于防共。第一战区因开辟缅甸战场和防共，共抽调了6个军，直接导致了河南战役溃败的一塌糊涂！

“同志们，尽管国际反战争的大环境是如此的向好，可以说胜利指日可待。可我还是要告诫各位，务必要提高警惕，务必要加强军事准备，务必要保持思想上的高度戒备。”周书记说到国内形势的时候，特地严肃了表情，加强了语气，一连用三个务必来提醒与会的同志引起重视。

为什么提到国内形势就特别严肃起来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

首先，面对中国共产党所辖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张中的蓬勃发展，早在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就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将“反共”做为该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早早的就防备中共坐大。

自此之后，国共摩擦不断发生。此后，中国国民党又接连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将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逐步落实，使反共成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一。

而这里面，最最一马当先的是过气的山西王阎老西。这老小子当初被鬼子逼得急了，求着人家共产党八路军来山西帮忙，结果等看到以薄为首共产党发动群众烈火焚天的火热架势，老西是真害怕了，这样不用到打跑小鬼子，整个山西就要姓共了！所以当先跳出来发动晋西事变，亮出了反共的屠刀。奈何阎老西水平实在差，被以“牺盟会”为主力的中共抗战武装，打的满地找牙，晋绥军受损甚重，从此失去对晋西北与东南的控制权，中共正式成立晋绥和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

后面，国民党最大的反共成果，就是“皖南事变”，致使九千多新四军遇难、打散，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最后，虽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斗争，在全国各界强大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反共摩擦有所收敛，但各种小动作依旧连绵不断，想尽一切办法对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扯后腿、打闷棍，妄图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时间进入到了1944年，随着世界反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日本战败局势已定。从1944年5月开始，国共两党围绕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谈判中，双方围绕中共领导的军队编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共“合法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中共代表提出就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合理解决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坚持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中共代表以大局为重，一再让步。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军队编制，中共提出477万多人的敌后抗日武装应编为6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