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奂的迁居，是凉州的士族门庭们的普遍现状，羌乱此起彼伏是一方面原因，朝廷不重视该地区，也就间接的导致这些士族们在仕途和政治资源上落后于其他地区。

何况后汉朝廷甚至对于放弃凉州的问题，严肃的在朝堂之上讨论过。

这就让凉州本地的士族豪强们对朝廷愈加的不满，在羌人叛乱时，远不如其他州郡对朝廷大军的拥护和配合。

甚至历史上的马腾，身为大汉伏波将军马援的直系后代，居然联合当地的羌人一起对抗朝廷。

当然，赵普不可能向卢植和曹操等举这个例子，他只是委婉的表达，凉州当地的世家大族们对于朝廷的疏远。

事实上，如果凉州本地豪强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同抵抗羌人叛乱的话，这延续一百多年的羌乱，至少在规模上要不少。

赵普试着把这些站在后世角度上看待的问题，详细的给在场的三人。

这些，之前赵云也曾问过，不过赵普没有这次的详尽。

卢植和曹操完全认同赵普的这个观点，可这个问题，事关后汉朝廷的立朝根本，算是国策。

若想要改变，那必须得从汉灵帝刘宏那里入手，而且要不只是刘宏，其他的士人公卿们，也得赞同朝廷重视对西域的经营。

因为这事关众多家族的切身利益，觉悟到不了一定的境界，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卢植和曹操皆摇头叹息，“这恐怕是很难的一件事。”

至少，尚书令卢植和即将上任的凉州刺史曹操是左右不聊，甚至加上他自己，侍中赵普，想要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也不现实。

赵普亦叹道：“其实，我也知道，凉州之乱有诸多原因，即便你知我知，也是徒呼奈何毫无办法。”

他沉吟了片刻，又对曹操道：“还有一点我须得提醒你，如果孟德你真的担任凉州刺史，对于羌饶民俗要多采取顺从，而非刻意压制。”

历史上从第一支羌人部落在陇西与汉人杂居之后，汉、羌因风俗和生存方式的诸多差异，就导致民族冲突不断。

这其实在不同民族之间融合的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历代的汉朝官员，都站在朝上国的立场之上，对于羌饶习俗采取了强力的压制和逼迫。

谈羌饶习俗，首先先谈羌人生活的区域。

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饶生活地域在”河关之西南”，”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实际上并不准确。

所谓的河关，也就是河关县，具体的位置大致在后世甘肃积石山县附近，约辖制青海东部黄河以南部分地区。

河关县设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隶金城郡，但在后汉改为陇西郡辖制。

以河关为限，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恰恰把聚居羌人最多的两汉之金城郡，亦即河湟流域的绝大部分排除在外。概言之，河湟流域及其西南，直至赐支河首，甚至更远，都是羌饶活动范围。

其中，河湟流域及其周边，是羌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也恰恰是北宫伯玉祖辈居住的地方。河湟流域加上移居塞内的东羌，东汉”羌乱”最为剧烈的地区基本在后世甘肃、青海两地。

这里正处在甘青高原，青海属大陆性干旱，半干旱高原气候，冬长夏短，日温差较大，河湟谷地自古以来一直是全省最低处和重要的农业区。甘肃地处青藏、内蒙古和黄土三大高原的交汇区，同时属于国季风区，非季风区和高原气候区的交汇地带。

羌人正生活在几种气候与地形的交汇地带，由此可见，羌人所生活的地区地理条件特殊，自然环境复杂。

除东部外，其余方向或高海拔，或低温，或干旱。所以，位于东部低海拔温暖湿润处的河湟谷地对原居地羌饶生存显得至关重要。

而青海境内的耕地多在日月山以东地区，正与两汉时期该地区西羌的生产活动吻合。复杂的气候，地形和土壤条件，使羌人兼有畜牧，农耕和狩猎的经济生活，宜牧则牧，宜农则农，但以畜牧的成分居多。

文解字中释解羌为”西方牧羊人”，可见”羌”字本身就暗含了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意思。

西羌传记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大概是准确的。

另外根据史书记载，汉军和羌饶战争中多有俘虏大批牲口。

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春，马贤率兵斩庐忽而击其种人，”掠马牛羊十万头”。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马贤率兵掩击那离等，”得马骡羊十余万头”。

汉安三年公元144年夏，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烧何种，“得牛羊驴十八万头”。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春，领护羌校尉卫瑶等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