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下之前，李勇就一再强调，要求王升和孙可成两名将领控制行军速度，不能轻敌冒进，但是，怕什么来什么，孙可成还是轻敌了。

面对衡州城变故，孙可成派陈青云带兵进城并不是一个错误选择，但是，陈青云擅自做主扩大作战规模却犯了李勇忌讳。

陈青云的擅作主张早就有迹可循，他不仅是一名勇将，还是汉王爱将，麾下拥有新组建的河内兵，在整个南下过程中多次违抗李勇指示，轻敌冒进。

由于汉军势不可挡，陈青云与孙可成两个人又保持了极佳私交，所以，孙可成一直都在纵容陈青云。

在抗命当中，陈青云尝到了甜头，因此，在衡州城之战中他才做出了最后的抗命行动。

对于陈青云战死，以及河内兵主力灭亡这件事，孙可成需要承担责任。

费尽心血组建的河内兵损失惨重，余部并入其他汉军，追究孙可成责任之前，李勇也反思了自己的问题。

面对孙可成的推搪，他同样选择了放任。

除了追究责任，复盘整场战斗同样很重要。

回想整个衡州城之战，孙烈比他预料中准备更充足。

战斗早在汉军抵达衡州城之下以前就已经打响。

为了打乱汉军行军节奏，唐军调整兵力布防，给西路军南下制造阻力的同时，减少东路军南下困难，导致两军进攻的进度发生明显差别。

孤军深入的东路军抵达衡州城之后，唐军又立即使用反间计。

实施反间计的同时，不给汉军将士反应时间，由于迅速引爆“叛乱”，孙可成只能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进行攻击。

正因为汉军没有充分时间做出反应，才接连做出错误决定。

河内兵到达南城，唐军借助水路调兵，把兵力投放到北城，不仅切断了汉军退路，还从侧翼袭击孙可成的主力。

此时唐军已经获得了优势，整个谋划过程虽然复杂却基本都处在孙烈掌控中。

孙烈最大问题在于贪婪，如果在河内兵进入北城之后，他立即组织将士渡河进行追杀，虽然无法全歼陈青云部，却可以对汉军进行重创。

由于东路军刚刚到达衡州城下，准备不充分，急切之间也没有办法发动攻城，唐军是有机会在守住城池基础，重创汉军的。

如果唐军在一开是选择放弃北城，全力破坏北城，并且在南城布防，也可以在重创汉军的基础，增强南城防御，让南城在汉军攻势中，防守更久。

但是，孙烈不仅想要消灭河内兵，还要趁乱夺回北城。

面对绝境，汉军没有试错机会，幸好，汉军在解下来战斗中没有犯错。

孙可成当机立断消灭了张雄部，不仅解除了汉军遭受唐军前后夹击的风险，还增加了兵力。

其次，汉军在入城之前制造的云梯帮助城外将士快速入城，尽管遭受唐军埋伏，但是，孙可成始终没有吹响撤退号，城外将士不知道城中虚实，士气得到维持，将士自发采用云梯方式登城，并且进入城中支援作战。

再次，河内兵在南城决死冲锋打乱了唐军部署，拖延了唐军主力北的时间。

最后，李勇组织后备军急行军，在战斗最关键时刻到达战场。

汉军没有犯大错却挽救不了败局，这之间的区别，无非是大败与小败而已。

占领北城之后，李勇组织将士封锁衡水北岸所有登陆点，派出将士监视唐军水军。

做好战备的同时，派出快马，要求王升迅速带兵支援。

在城中，李勇奖功罚过，抚恤战死者，这一次，李勇没有顾及与孙可成的交情，这位也不顾将令擅自行动的统帅受到了责罚。

李勇免掉了孙可成职务，让其留任原职，戴罪立功。

孙可成让汉军的南征提高了难度。

除了等待援军支援，李勇也在思考并实施收复南城计划。

对于唐军转移物资和人口的行动，其实李勇早就有所察觉。

李勇本就是衡州城豪族，在衡州城内拥有复杂人际关系。

孙烈行动规模太大，根本无法完全隐瞒行踪。

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将唐军动向告知李勇，这其中，有的人不想随唐军南下，有的人却为了多留一招后手。

知道唐军在转移物资和人口后，李勇却很沉得住气，没有立即发动袭扰。

他唯一提出的要求，不过是名令将士们加快建造投石车与渡船的速度。

在汉军入城之后的第三天，投石车与渡船已经部分完工。

尽管成品数量明显不能满足需求，但李勇还是下达了出击决定。

在出击之前，毛宁带领的西路军前锋也已经进城。

有了这支生力军加盟，汉军将会在战略战术拥有更多操作性。

按照战前部署，汉军向唐军水军停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