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随着大唐的兴盛，陛下开疆拓土的雄心，节流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

所以，对朝廷财政来说，最重要的是开源！

天宝年间，每年平均的财政收入大约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这些钱粮远不够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更别说扬我国威、征伐四夷，虽远必诛了。

于是，另一批懂得弄钱敛财的“能臣干吏”，便进入了陛下的视野：

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水陆转运使韦坚、太府卿杨崇礼之子杨慎矜、户口色役使王鉷、宰相李林甫……

在我看来，除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让帝国财政饮鸩止渴、走向悬崖之臣。他们为了得到圣上的恩宠，不惜盘剥地方、压榨民间，更重要的是彻底破坏了朝廷正规的财政系统。

随着吐蕃在西部的崛起、北方边事的紧张，大唐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边关的军队。

圣上不得不设立节度使，把边关的军权、财权、行政权授予同一个人，让其自己想办法养活军队，备战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