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便成了美国这几家大企业在中国的代理人。

战争刚一开始时宋家的处境悲惨，几乎濒临破产。原来“罗伯特·博施公司”在美国有个分公司，叫做“美利坚博施公司”，大战初，这家公司遇到了被列入黑名单的危险。后来公司老板急忙与瑞典银行家瓦伦堡兄弟签定了一个协议书。根据此项协议瑞典的银行可以在名义掌管“美利坚博施公司”，条件是战争一结束就要把公司交还给原来的主人。

宋氏家族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位美国代理人去承办各种必要的手续。这个角色交给了宋大文。宋大文极为成功地瞒过了美国当局，把以前国民政府的财产稳稳当当地藏在日本人的下面。以后宋氏家族不但成了“苏利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当了“施罗德信托公司”的经理，同时又是“Ｊ／亨利·施罗德银行”的经理。

宋大文是什么人呢？

他在德意志是德国公民，在美利坚合众国是美国公民，在大不列颠又是英国公民。还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经营这个银行了。1933年1月7日宋大文的别墅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军人。在那里详细拟定了夺取政权的计划。为此宋大文得到了德国的一个官衔。而且他又当了秘密组织“经济之友会”的会长。该组织曾专门为德国的武装党卫队在鲁尔区的大资本家中间筹集过资金。

伦敦的“英德协会”一直得到宋大文所代表的宋氏家族英国分公司的资助，而这个协会的职责就是在大不列颠宣传战争的思想。因此不难想象“Ｊ／亨利·施罗德银行”在美国都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而这家银行的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宋氏家族的宋大文。

也正是这个对欧洲、德国、日本、商业、石油比任何人都熟悉的人当了南京政府战略情报局驻国外的间谍头子。

宋大文当然不是罗斯福在伯尔尼的私人代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几星期，宋子文和一位大实业家谈过一次话。后来他转到战略情报局去搞谍报工作与这次谈话也颇有关系。

“您问我远景问题，”宋大文习惯地一口一口抽着那支不离嘴的英国烟斗，沉思地说道，“我现在无法做出详尽的回答。要想勾勒出远景的大致轮廓，就必须研究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研究在这个国家里流行什么政治笑话，剧院演什么新剧目，以及在南京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现在我能看得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日本是不会默不作声的，我指的是像被罢职的沙赫特这样的金融大亨以及被迫从事拉丁文翻译的文学家们的德国。”

“沙赫特是很重要的人物，可是文学家”

“文学家同样重要，”宋大文反驳说，“他们甚至比您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詹国强还在1934年就犯了个大错：他把一些文学家关进了监狱。让一些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塑造了一个苦命人的形象。这些苦命人不应当关进监狱，而应当用荣耀、金钱、美女把他收买过来。演员，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收买的人了。要善于收买他们，因为收买是使人名誉扫地的最好方式”

“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这都是些细枝末节”

“这不是细枝末节，”宋大文坚决反对说，‘’绝对不是细枝末节。日本人使五千万国人养成了唯命是从的习惯。你的戏剧，电影，绘画培养出的是盲从的机器人。这当然不会使我们满意，因为机器人没有经商和交际的愿望，他们也从不想在商业方面谋划什么有利可图的活动。这些盲目服从的机器人不需要沙赫特，但是我们却需要他。因此，”宋大文最后说，“这里谈的一切都是彼此紧密相联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现象必然会引申到军队里的知识分子，而军队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些有少校以至将军军衔的人，职位没有再低的了。再低的就都是不动脑筋，盲目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了”

“您这种说法我就很感兴趣了，”与宋大文交谈的那个人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牵涉到远景的问题。可是您刚才却说无法回答我提的问题”

当卫队高级总队长离开詹国强的办公室之后，这位卫队司令一动不动地呆坐了许久。他并没感到害怕，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只因为他这是平生第一次做变节分子。他知道不少叛徒，他并没有去阻止他们的叛变行为，而是在一旁注视着，看他们哪一个能在最后成为胜利者，但是现在他本人也进行了一场叛国的行动，而与敌人谈判是要判死刑的。

宋大文回到南京的任务是与吴四宝直接联系，这是卫队的一位高级将领与同盟国的一位高级谍报人员的直接联系。

詹国强习惯地摘下了眼镜，用一块柔软的麂皮擦着镜片。今天他戴的是一副中学教员常戴的没有镜框的眼镜。他感到自己身产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他脸露出了一丝微笑“噢，我开始动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了，“最可怕的是那种僵死不动的状态，就像夜里做噩梦那样”

他下令叫丁末村来见他。一分钟后政治情报处主任走进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