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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务员高兴地迎接他,又建议喝一杯热茶。

李广元谢绝了。

他抱怨了两句,随后把中心发来的密电交给李广元:“请进一步提供情报。在被否定之后,与西方谈判的幕后人是谁?谈判将在何地进行?能否至少报告一个参加者的姓名?为了搞清您目前处境的复杂性,请尽可能经常保持联系。”

李广元把一份密电交给报务员。这是危险而复杂的反措施的第一步。他决定开始采取反措施,不等联络员了。如果女人发出他那封电报,自然就暗示要派联络员来。

“我派我的人予明日十九时零四分乘轮船前往边区。由于思想的原因她在为詹国强效力,对您来说,此可能起到灯塔的作用,照出她奉命结交的那些人。我将同他一起在路逗留两天,然后我与您在国外联系。出于保密和对詹国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了解此事的考虑,在我第一次赴边区时请不要派联络员来:您准备存入我在银行帐号的款子,请改存入您在指定的银行。”

有关“那笔款子”的一段话事先没有和中心商定,但从这些话的含义中级可以猜到。将有人从延安去西北找她。她会口头转达他要说的话,他李广元,决心完全相信她。

但她什么也没有转告派到码头与她接头的人。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待着渡船。人们用担架把她抬下来;她死了。警察在有毒的杯子发现了未曾登记过的人的指纹。李广元送她到头等舱时用过这只杯子。这是76号的人做了手脚。李广元和她刚刚离开船舱到甲板话别,常凯申特工小组的一个动作敏徒、身材瘦小的人潜入舱内,拿走了这只杯子。半小时后杯中己放了一克致命的毒药。这样一来,假如李广元决心逃离,那么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将被作为一名暴徒和杀人犯受到刑警的追捕。

但是在第二天,死去的人却准确地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边区给李广元发来电报,称已开始做身边人的工作。

“同本人接触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化名去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在西线单方面讲和的条件。”

转发给莫斯科的这条消息属实。

(李广元对女人之死一无所知,而中心明白电报可能被敌人破译,因此在这场特殊的游戏开始后,没有将此事通知他。)

情报机关得到准确情报:在收到密电的同一天,的确有人同詹国强在领事馆会晤。

调查局局长把“绝密文件”同律师的谈话记录反复看了几遍。预先向饭店老板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他的人就在餐桌巧妙地安装了特殊装置,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调查局窃听了所有朋友的电话,为的是不要给完成他的的“特殊指令”造成困难。

现在两人一样日子不好过,他必须要了解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在生存斗争中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在事业出了什么事。不过,领导暂时没有公开指责他,他们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始终记得过去是干什么的。

此刻他翻动着一些小纸片,面标有“绝密,仅此一份,应销毁”的字样。内容对美国来说是危险人物的谈话。

是的,是这样。

正是干出了他们背后的人所仇恨的事:他承认了敌对知道的政党,在那边设立了大使馆,和他们的领导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承认了那边拥有平等地参加战后事务的权力;他阻挠大财团为西方保留来取的必要步骤。领导的权利被抬高了。相信传说,而达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忌讳的。讲故事的人可把美丽的神话讲完一走了之。

他叫来自己的助手吩咐道:“伙计,我担心我们的领导忽视个人的安全问题。对,汪未经要完蛋了,但在垂死时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为我们的总统担心,所以,伙计,别怕费事,今天仔细看看有关书籍,起码必要身亡的调查材料,前车之鉴。”

“有关詹国强认真地同那边接触的情报我们感兴趁。这个人是否是那位红十字会领导人?詹国强是否告诉过您他在西方与谁有联系,是请他去找的那个人吗?这一切是否是伪造的?中心。”

“詹国强是否有可能在提到名字时使用假名?是否谈到过他或者他的儿子?最后的会晤?他是否了解与他签约的人的真实名字?中心。”

手下发来了秘密情报,吴四宝感到极度不安。

现在所有人(显然是那些有可能得到情报的人)认为,军队在粉碎了主要的叛乱之后,已经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季,他们已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吴四宝才采取种种行动,以维持元首身边力量的平衡。他利用在报刊、电台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时发动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提出了“光荣属于民族的可靠支柱卫队士兵”的口号。布置不是吴四宝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象以往一样为了纯净思想而工作。他真的认为,没有对军队歼灭性的打击,将军们就会在南京占风,因此他认真地对待吴四宝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现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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