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

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

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中央大军出征，分清以为“勇力”。

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

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

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镇压。

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

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

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

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

子孙传袭其号。

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魏末，复改帅为都尉。

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

曹操时的政策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

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

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宜有犹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

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

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

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

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

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

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

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

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

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

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

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

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

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

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