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十七章 开武举,增殿试  我真是大昏君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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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与袁应泰一样是文官,不懂军事的文官,还都雄心勃勃,大言不惭。

只在今年下半年,王化贞便每每轻信谍报,出兵欲战,又中途而废。这都好几回了,你们就没看出问题?

我跟你谈文官不知兵,你跟我说文官忠义死节,两个思路、两个判断好不好?

鸡同鸭讲啊,这话没法说下去了。

朱由校没有了兴致,叶向高也不能再与皇帝争论此事。既然叶向高刚才说得挺诚恳,朱由校也就顺势说出了自己的新想法。

“国多战事,良将难求。”朱由校看着叶向高,缓缓说道:“而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朕拟明年开武举,并增殿试。”

构建武学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肇始于唐,兴盛于宋。

唐朝在武则天时,增设武科,选取武学人才。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武举人就出在唐朝,郭子仪郭令公。

宋代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武学体制,并开始将武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开始体系化、成熟化。

而宋朝武举考试的原则是:以策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

在明王朝建立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文、武两科取士的诏令,广求天下能人贤士。

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科举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但却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御史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结果,英宗因轻启亲征,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事也因此停废。

英宗死后,宪宗即位,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但是,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却无一人应试。

之后,在弘治、成化年间,武举经常中断,规模也不是很大,应者寥寥。

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中府赐宴武举人,该宴称“会武宴”。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武举又被朝廷重视起来。抗倭英雄俞大猷便是武举出身,在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才。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

尽管武举已经制度化,并有正德抬高武举地位的“会武宴”,但在当时的明朝,却并不受人重视。

原因很简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问题——重文轻武。

金榜题名,状元夸街,御宴簪花,这可都是文举所享受的荣耀。

所以,“崇文抑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光宗耀祖,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这就又提出了个问题,那就是明朝的军籍。

明朝可没有什么“一家参军,全家光荣”,更没有什么“优待军属”,军籍和民籍有别,社会地位低人一等。

所以,很多世家大族以子孙中武举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使祖宗蒙羞的做法。

而朱由校增加殿试,把武举抬到跟文举同样的地位,自然是为了招揽人才。同时,走出扭转“重文轻武”之风的第一步。

叶向高沉吟了一下,开口问道:“陛下,明年是会试,再开武举,是否显得紧促?”

朱由校反驳道:“早拟旨,早颁布天下,明年春天会试,秋季再开武举,又有何紧促?嗯,就这么定了。”

叶向高见皇帝心意已决,这又不是什么违反规制的事情,也没理由反对,便躬身领旨。奏事已毕,叶向高告退而出。

首辅也该换啦!朱由校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又开始划圈圈。

划着划着,朱由校无奈无力地叹了口气。

撤换几个官员又如何,顶替他们的还是东林党同志,对大明的政局好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思索半晌,朱由校才想起英国公张维贤,令宫人宣召。

明朝的军队主要以卫所为最基本的构成,其中每个卫大致有五千六百名士兵。

在朱元璋初设“京营”卫戍部队的时候,其共有四十八卫,合计兵力近二十七万人。

随着大明王朝逐渐趋于稳定,到了明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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