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时期，洱海地区小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史称“六诏”

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故有“南诏”之名。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蒙舍诏势力不断壮大，吞并了其余五诏一统西洱河地区。

当时，南诏国大概率已经进入相对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从技术实力上说未见得低于吐蕃本土，极有可能尚高出半筹。

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

因此，学者估算吐蕃王朝时期，鼎盛期间的南诏国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四、五百万。此人口基数也远多于，吐蕃本土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详见拙作吐蕃王朝时期，东挡大唐、西拒大食，它究竟有多少人口？

另外，云南川西山川沟壑纵横的地理特点，也让大兵团作战极难展开，本地人对小路熟悉的优势被无限放大。这些都是南诏能够成为唐蕃间重要砝码的基础。

南诏初期一度曾为唐朝的盟友，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赐南诏王皮逻阁名为“蒙归义”，封云南王。封王的原因恰恰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

但从天宝初年开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章仇兼琼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云南太守、李宓剑南留后、杨国忠等人的连续昏招下，爆发了两次天宝战争十年、十三年。

十几万唐军，在云南的群山间全军覆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川西无兵可调的窘境。

战争的爆发，也使南诏国彻底倒向了吐蕃，天宝十一年752年，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吐蕃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在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一例，可见当时南诏国的重要性。

相比于唐与南诏渐行渐远，吐蕃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力度始终在加大。

大概在公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左近，吐蕃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在这座极具战略价值铁桥旁，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公元704年武周，长安四年为稳定西洱河地区叛乱的局势，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征“南蛮”，死于军中。

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对吐蕃经营南诏有详细的记载：

“兔年公元703年……冬，赞普赴羌地六诏，并攻陷之。”

“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

南诏倒向吐蕃后，整个川西的战争态势急剧恶化，唐蕃围绕着维州等地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复争夺。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系列之维州浮沉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不堪忍受吐蕃沉重税赋和兵役的南诏再次倒向唐朝。资治通鉴“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云南王异牟寻献地图、土贡及吐蕃金印，请复号南诏”。

其实在入长安献图、纳印之前，南诏就已经和吐蕃撕破了脸。

此年正月，“南诏蛮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使来献捷”。

神川铁桥陷落后，吐蕃退居纳川今中甸附近。其后，虽多次进攻均未能夺回神川铁桥。铁桥的陷落，标志着吐蕃逐渐退出对云南的争夺。

神川铁桥的兴废，代表着滇藏交流的兴衰。铁桥建成后，云南物资大量输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n马、统备甲马等物”。

同时，盐和茶也成了此路上的大宗货品，成就一段茶马古道的繁荣期。云南志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川西之路上的战与和

从吐蕃的国家战略上说，最有价值的无疑是青海。占据了青海吐谷浑故地后，东可威胁河陇，西可染指西域，成左右逢源之势。

但从以战养战的经济价值来看，河陇无疑是首选之地，其次便是富庶的四川盆地。

因此，东出川西，进袭巴蜀，始终都是吐蕃大战略方向。对此，唐朝也心知肚明，在川西屯驻重兵，严防死守。

用蜀地诗人陈子昂的话说：“且臣闻吐蕃揭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游日矣，然其事不能举者，徙以山川阻绝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hu，而不得窃食也。”

综合史料记载来看，吐蕃通剑南之路有十一条之多，但由于康区山岭耸持沟谷纵横，很多地名难以标定，古道所经之处弥漫不清。

但从其大致走向研判，其中有四条是通过云南入川西的。这四条通路曾多次成为，吐蕃联合南诏进逼剑南的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