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人成了杀人犯，这让吴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以前做过一个犯罪心理学的课题研究，现在面前出现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他觉得真有必要再研究一下S的个案，他一再重读为S所做的咨询纪录，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可资分析的要素。

吴医生所做的纪录相当地详细，既有面谈当中的简要记录，同时也有面谈结束后的摘要以及分析。这既是为了记下重要的信息，同时也是吴医生给自己一个任务，使自己能够在面谈的过程中把全部的注意力关注病人。他所做的纪录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治疗，而现在则是提供了研究个案的一个范本。

如果说上一次警察来调查S，是他“自首”说杀了人，而后又否认了，现在他再次被抓，是因为DNA比对他与这个女被害人有过性关系，并导致她怀孕，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他被调查后，也就是他“自首”说杀了人之后，甚至是他再次来咨询之后，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S在第一次时预告了他准备杀人，前面他已有杀人的冲动，而后来到底实施了，还是前面甚至可能另有案件？

吴医生曾经也配合警方刑侦部门为犯罪嫌疑人做过心理画像，就是根据案件线索描绘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性格特征，为警方提供破案方向。而现在，他对S的性格心理特征则有迷惑，S就像是一个在浓雾中向他走来的人：他看上去优雅、有学问，并且在言行举止上显得自律，但另一方面，S明明内心有很大的纠结，他看上去有什么秘密和压迫着他的内心，他几次欲言又止，但又还是没有暴露，他有很大的顾忌，这样又使他的杀人嫌疑看上去颇为可信，何况有现代科技作为手段的DNA检测。

那个这个女人是谁？S说他离婚了，离婚后也没有固定的女友和性伴侣，而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怀有他孩子的女人。

如果说只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倒也罢了，关键是这个人与他已经面对面地坐了几个月，谈了数十次的话，已经在心理上建立起一种职业的，但也是特别的情感接连。在一般情况下，情感连接是心理咨询有效的重要因素。

S的父亲沈先生来找吴医生，既是想听听吴医生的意见，孩子到底有没有精神问题，需不需要申请相关司法精神鉴定，同时也恳请吴医生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孩子出庭作证，证明孩子在做心理治疗，有心理问题。但是，吴医生婉言拒绝了，因为从专业的角度和职业伦理角度看，一旦心理咨询师为病人的利益出庭作证，那么就毁了心理咨询行业。正如他拒绝了何警长要求他在咨询中做侦探一下，吴医生坚守做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底线和责任——严格地运用心理学方法来帮助来访者。

S成为王助理多日以来的话题，她也一直关注着这个案件，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她真的见过，这使她很吃惊，也使她很好奇。所以，她很期待着何警长带着女儿继续来咨询，这样她就可以打听一些情况，这纯粹是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

而这一次，何警长没有来，而是警长的夫人还着女儿来咨询。

女孩的情绪变得比上次平静多了，虽然她仍然很担心父母关系和家庭，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保持“边界”，做好自己的事情。

警长夫人看到女儿比以前情况变得越来越好，也减少了很多的焦虑。她当然不知道引起女儿问题的原因，但是，女儿变好了，让她放心多了，一直以来的偏头痛也明显地缓解了。放下了对女儿的担心，她又开始为自己的问题变得烦闷。

丈夫作为一个警察，而且是刑侦警察，经常加班加点，常常不在家，有时回来都是深更半夜，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女儿出了问题以后，丈夫明显比以前更多地关心和牵挂家里，常常与她讨论孩子的情况，也陪孩子来做心理咨询。但是，作为丈夫他可能并不知道妻子的心思，而她其实也曾经求助过心理医生，那些对心理医生说过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对丈夫说。

当咨询结束的时候，警长夫人带着女儿离开后几分钟后，胡愈匆匆地走进了吴医生的咨询中心。王助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胡愈了，她称他为胡医生。

“胡医生，好久不见，今天怎么来了？”

“吴医生这会在不在咨询？有事找他。”

“刚做完一个咨询。”

正在做咨询纪录的吴医生听到胡愈与助理的对话，走出来对胡愈说，等几分钟，我把这个咨询记录做完。

胡愈在候询室坐了下来，王助理一边给他倒茶水，一边就给他讲了前几天发生的传奇：一个病人在这儿被警察现场抓走了。

而胡愈在听到这个事件后，并没有表示出吃惊和特别的兴趣，他问王助理：“刚才这儿下去母女俩，是来你这儿做咨询的么？”

“母女俩？”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哦，你说的是警长的老婆吧，她是带孩子来咨询的，就是她老公前几天来带人来抓人的。你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