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九年八月初七，凤阳府秋闱在即。

李之弘早就带着李大妮等随从住进了中都的一家客栈，与章正住在相邻的客房。去岁结了两个大案子后，章正就为李之弘的能言善断所钦佩，今年刚刚出了正月就去拜访他。

待章正出自己对于律法的看法之后，两人相见恨晚，大有知音相见之意。中华法系向来是刑民不分，直至大清晚期修订的大清律才出现了民法的基本雏形，而章正，现在的法律全都是从国家层面上对百姓进行教导，动不动就要上刑立威，十分不利于民间的自我调整。在乡村，大明律根本没有用，是宗族势力、宗教势力代替了官府进行执法。大明应该有一部法律，是民众自己调整财物、人身等的关系，有了过错也应该赔偿或者道歉，而不是惩罚。

如果不是李之弘了几个类似于“电视机”“飞机”等的暗号，而且章正一脸迷糊，估计李之弘就要把章正也认为是穿越过来的人了。但其实细细一想，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民法精神，比如一千五百年前的秦朝，甚至是两千三百年前的周朝，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契约”。

依文：契，约也。礼记注：契，券要也。书券是民事关系的记载方式，中国早已有之。据现有史料记载反映，我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便已有过相当发达的契约制度。只不过这样的契约制度，虽然已经初具现代合同法的“契约精神”，但仍然没有脱离官府的管制监督之下。虽然是“民不举官不究”，但一旦有民相告，官府就有了介入的权利，但大明成文法中并无平等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这就决定了，一旦出现了民事纠纷，只能按照刑罚来断。

但是这样的法律精神依然是存在于这片土壤的，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朝以法为本的朝纲，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明末清初的法家思想的批判与复兴，两千多年以来法家精神不断在消亡与抗争中苟延残喘，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以法家代表性人物韩非子为例，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法家不能入仕之后，治韩非学者逐步减少，只有诸葛亮那样的政治精英才出于实用目的研读，唐代尹知章和宋代谢希深也曾注韩非子，但治其学者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市面上很少见到，“几于失传”。

至明朝中后期，对“有侮圣言”的韩非子的研究才呈复兴之态。着名学者如归有光，焦闳等人都曾为这部书作过评注。张鼎文认为韩非子“古今学士列于诸子，与经世并行，其文则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绝有气力光焰”。李贽“喜读韩非之书”，并在焚书中对韩非等先秦法家人物大为赞赏，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

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黄帝书、秦律、汉律的出土，消失千年后，秦汉文明的治国理念，法律条文赫然屹立在世人面前。他们有如抽打这个古老民族灵魂的闪电，爆出一连串的思想惊雷黄老不是无为而治、秦法不是暴法，中国文明底色亦不是儒学！

然而，如今的大明却把程朱理学作为官家理念，颇具法律精神的朱老大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统一性。程朱理学并不是要完全的“存理，灭人欲”，只是朱熹认为应当适当控制饶不良欲望，正如佛家一样，抑制“贪恨痴嗔怨”等情绪。但在朱老大这里，就成了要完全泯灭人性，掌控民众思想。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念在他这里无比的推崇。

至于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看法，则让朱老大怒遏不止：咱打下了下，确实为的下人不再遭受元虏戕害，可咱是皇帝啊，怎么还没有民众高贵？还有，我作为子，你作为臣下，难道不应该自始至终对我忠诚吗？合着我要是对你不好你就要反我？

是以朱老大对孟子嫉妒怨恨，虽然他是儒学亚圣，但并不妨碍朱老大做一些手脚。他对孟子重新进行了校注，将孟子那些“反动”思想统统删除，并刊行下，并对那些仍然在售卖他校注之前版本孟子的书商进行严厉打击。

当然，朱老大是为了巩固江山，他并不是认为一定要按照儒学的思想全部照抄，哪家的思想好用他就用哪个，所以在他身上出现了法家与儒家的矛盾集合体。这一点其实挺合李之弘心意的，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儒学为体，法学为用，兼收并蓄，依法治国。当然，这一点实在是有些超前了，比起他在给朱老大的万言书中阐述的热气球飞机等，思想更值得警惕，所以他并没有提出来。

但不提并不意味着他就要永远封存这个想法。最恰当的方式，应该是走进官场，从政为官，拥有了与朱老大对话的资格后，再一步一步进行整改，调整，待朱老大或者是朱四全面支持他以后，再大刀阔斧，如此数十年，方可有成就。

所以他在与章正夜谈将其引为思想上的知己之后，就直言不讳，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