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往往读到历史，封建王朝残酷的镇压农民起义，不少人都会感到深恶痛绝。

可当赵旧穿越到这个时代之后，改变了不少的看法，结合迟素团手下木叶人员传来的消息。

赵旧惊讶的发现所谓的农民军起义首领钟相其实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野心家，打着抗金的旗号，然后又用宗教结社的方式来控制部下。

钟相率先聚众起义，抗击溃兵游寇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得到了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县、长沙、岳阳、沅陵等州十九路县民的响应。

杨幺与钟相在北宋垮台，社会混乱之际在洞庭湖一带发起了农民起义，他成为了诸首领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起义前期，他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收买人心，得到了较多百姓的拥护，这一时期他们的做法还是比较正义的，为老百姓着想的。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近千年前黄巾军的大贤良师也是如此，千古以来就两位牛人靠着农民起义成功的建立了帝国王朝，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尔。

汉朝的大贤良师败了。

唐朝的黄巢同样失败了。

说到“农民起义”的由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传统史书上凡匪寇贼盗字样，被现代“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学者们翻了个个，一律称之为农民起义。

赵旧嗤之以鼻，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竖子不与同谋。

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的末年，天灾人祸，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就有很多人走向强盗匪寇生涯。

赵旧觉得一个帝国如果社会动荡不安，犯罪横行，当然首先应该指责帝王与大臣们的无能和腐败。

但是也用不着反过来歌颂强盗和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动荡与罪恶的一部分，这岂不是最浅显的道理吗？

大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无非两类：一类是神棍型，某一个神棍装神弄鬼，骗得了一群民众的顶礼膜拜，便野心膨胀，想做皇帝，对于这一类“农民起义”没什么可说的，其部众本身就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是野心家的工具和炮灰。

东汉的“黄巾军”、北宋的方腊，就属于此类，而岳飞所对付的钟相杨幺，就是以巫教起事，大致也属于此类。

而另一类就比较复杂，确实是因为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之下，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遂成燎原之势。

该怎样看待呢？赵旧一方面当然同情他们的不幸，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用尽各种烧杀掳掠的手段求得生存之后，却未必就会对还在蒙受灾难的自己的同类产生出什么悲悯之心。

相反由于他们的极端经历，其道德和理性可能早已降到了人类的最低水准之下了！

历史上如黄巢、张献忠、杨幺等人，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不管是占领了几州几县的钟相杨幺也罢，还是只有一个山头的山大王也罢，一旦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其作威作福的程度，就未必比大宋勋贵文武大臣少多少，这根本就不是贴个阶级分析的标签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南宋初年，外敌侵略攻杀不断，国家处于危难困境的艰难时代和非常时期，在华夏民族一致对外、保家卫国，抗击外敌侵略的大背景下，赵旧绝对不允许意外发生，唯有心狠手辣，扼杀一切动乱之源。

刘光世领了诏命，便兴冲冲的去找李纲、吕颐浩他们这些相公去了。

刘光世最近又找到了一条发财升官的大道，赵旧赵官家与刘光约法三章。

官家给他部队限定的名额是两万五千人，不管他招聘多少人马，给的就是两万五千人的实额军饷。

其中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刘光世也找到了升职加薪的办法。

不然，以他刘光世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性格怎么会盯上远处的钟相杨幺呢，还不是有利可寻。

因为刘光世通过运作把招降多余出来的良家子弟和溃兵匪盗输送给韩世忠，张俊这些左右御营的大将们补充兵员，然后从中牟取好处和关系。

一时间，刘光世和军中大将们的关系缓和了很多，前线兵源短缺的将帅们也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大宋连年战败送出去几十万兵马了，再不补充的话真的是守不住了啊。

赵旧也早早的知道了刘光世的这种做法，若换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在大宋绝对要被砍头啊，只不过在国难当头，抗击金兵的时代大背景下，赵旧直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没有瞧见。

不少文官上窜下跳坚决反对此事，相公们虽然觉得不妥，但还是强忍着恶心吃下了苦果。

还是靠那核心的四个字，相忍为国！

整个六月份平安的度过，七月份也没有传来金兵的任何消息，金兵在北方取得了多次大规模的胜利，基本上北方的战事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