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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肉的伺候着。

北京城太坚固了,就算带着巨炮,也得打好几个月。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城中饿殍遍地,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攻城方粮草不济,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火速担任内阁首辅。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

北京朝廷,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颇有百废待兴、再造河山的味道。

而山西的归运朝廷,则被山西商贾控制,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而是出兵攻打河南,因为山西粮食不足,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

昭德三年。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权倾朝野的王皋,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王皋悲愤不已,虽然皇帝不敢杀他,只是逼他交出大权。但王皋刚烈异常,自杀于狱中,留下血书遗言:“煌煌大明,国将不国。王氏子孙愧对祖宗,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听闻王皋的死讯,当晚便吞煤自尽,留下血书:“生不可救社稷,死或能醒人心,吾随岸磊公(王皋)共赴黄泉去也。”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他真不敢杀王皋,这……这何至于此啊。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金芳,京城内外人心尽失,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愤而传檄天下,喊出“诛暴君”的口号,先是断绝漕运,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主动开城投降,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将紫禁城抢掠一番,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却很快不知所措,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

王鳌代表着天津、山东商贾利益,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

山西那边,反应很扯淡。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山西商贾却不放人,因为去了北京之后,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说朝廷早已迁都,让王鳌去太原做官。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一些支持山西商贾,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趁机怂恿将领兵变,口号是“清君侧、迎帝归”。

兵变被镇压,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总兵郑越(武进士郑虎后代)自立为河南王。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自封为直隶总督,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

经过这些事件,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藩王”,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不再认可北方政权。

徽商和江淮商贾,另立宗室为帝,改元“大兴”,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

可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却不愿听南京号令,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又下设省议会、府议会、州县议会,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王元珍占据湖广、江西之后,大量王氏族人、大同社成员、物理学社成员来投,可谓人才济济。

而且,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多出自小地主、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

广西地方势力,需要面对“伪大越国”的兵锋,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广西兵紧急回源,“伪大越国”趁机入侵。广西士绅商贾,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竟然选择向“伪大越国”投降。

广西济世派大怒,串联掀起农民起义,四处杀官造反、攻略州县。仅仅一年时间,就有十余万农民军,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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