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也走不通了。

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造成了工厂减产，工人转产。

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工厂临近下班，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

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

哪怕改革开放后，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

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

凡出售的产品，要先走商业的账，算是从工厂提出货，商业进了货，这才算符合手续。

所以，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

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

没办法啊，交的多，留的少，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资金少，包袱重的局面。

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

另外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