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业不需要发达，够用就好。”詹姆斯·加菲尔德不这么认为，好像对新闻媒体没多大好感。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答案就会不同，李牧在商人的角度上，当然希望整个行业兴旺发达，那么《时代周刊》水涨船高，就会具备更大价值。

詹姆斯·加菲尔德明显不是这么理解，传媒业很重要，但是可控的传媒业更重要，事物往往都有两面性，可控的新闻媒介会成为政客的好帮手，不可控的那些就是政客的大敌，这凸显了“新闻管制制度”的重要性，不过这年头，李牧没必要提出来，詹姆斯·加菲尔德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理解的还不够透彻。

说到“新闻管制制度”，二十一世纪很多人诟病共和国的新闻管理制度不够自由，其实这是偏见，如果了解西方的那些新闻媒体，就应该知道，“新闻管制制度”绝不仅仅存在于共和国，西方国家对于新闻媒体的管控力度更大，那才是真正的管控，根本不给对手任何机会，共和国好歹还有南方系唱反调，西方有吗？

没有，西方媒体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资本立场”。